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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商业热的冷思考 黄浦区经贸委 徐铭 打开互联网搜索引擎，键入“国际奢侈品”主题，无数相关信息便扑面而来：国际顶级品牌赛跑北京，奢侈品巨头决斗上海滩，国际奢侈品爱上杭州，世界顶级品牌排队进驻宁波，无锡商厦一口气引进30多个国际顶级品牌……这意味着：一场名为“抢占制高点”的商业“造峰”运动正漫卷中国的一线、二线城市。 诚然，引进国际奢侈品品牌，对各地商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形象的树立、投资环境的改善、招商政绩的建立，以及对消费者购买的便利等，都不无裨益。但是，一个市场的兴起，应是一种自然形成和渐进发展的过程，而当前这种高端商业热，注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招商“拉郎配”，发展“大跃进”，揠苗助长的发展模式，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一是现实购买力之忧。中国高端消费能力究竟有多大，尚无确切数据可考。手头一张《文汇报》载文说，今天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人群“估计已经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3%”（而《深圳商报》上称是“13%”），市场“价值约为20亿美元”。仅按1.3%推算，高端消费人群约有1600多万，年人均消费也不过人民币1000元左右，对于每件商品动辄上万元的国际奢侈品，这样的消费能力能支撑全国各大城市竞相“造峰”的局面吗？况且，奢侈品市场中不排除还有“灰色”或“黑色”消费，那些职务消费或作为“贿品”的购买在“20亿美元”市场中所占份额也不为人知，而真正的高端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大，着实令人怀疑。 二是商家支撑力之忧。经营世界名牌的商家的盈利能力也是值得怀疑的。从2003年的统计数据便可见一斑：以上海经营世界奢侈品牌著称的南京西路“梅、泰、恒”（梅陇镇、中信泰富和恒隆广场）三家销售额为16.4亿元，其单位面积销售1.13万元；以大众消费为主的南京东路中百一店和新世界城两家，销售合19.97亿元，其单位面积销售2.38万元；而位于徐家汇以中高档百货为主的东方商厦和以年轻时尚为特色的太平洋百货，销售共计19.05亿元，每平方米销售竟达3.17万元。另外，据报载，在南京西路消费国际名牌的人当中，上海本地人仅占３０％至４０％，随着国际奢侈品在周边二三线城市的铺开和高端消费进一步的分流，商家的盈利能力将经受更大的考验。 三是城市竞争力之忧。“趋同”是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一大“痼疾”。中国的城市太相似了，中国的商厦太相似了，我们在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正在丧失自我的个性。而今在引进国际品牌过程中也还是落入了趋同的窠臼。照理说，城市的竞争力应该体现在城市的“个性”上，不顾城市自身条件和文化特征的因素，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国际化、现代化，这样以湮灭城市个性为代价的发展，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绝对是于事无补的。 四是各地执政力之忧。众所周知，当中国人开始奢侈品崇拜的时候，全球的奢侈品市场却异常低迷。那些在国际市场一蹶不振的国际奢侈品公司原本就有意来中国淘金，而各地为了招商引资，政策一个比一个优惠，免租减税，跟进服务，车前马后，唯恐不周，太过热情的中国各地恰恰是给这些国际巨头抬了轿子。而受到“超国民待遇”国际品牌却搭足了架子，要价越来越高，条件愈发苛刻。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是体现政府执政力的重要方面，而贪大求洋、好大喜功的心态，必将使我们陷入误区。 那么，应如何发展高端商业呢？我们以为，以下几方面工作尤为重要： 首先，要加强规划，形成错位格局。发展高端商业，切忌一窝蜂、齐步走，要根据各地的条件和特点，加强规划，因势利导，不仅一二三线城市不能等量齐观，就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也不能遍地开花。事实上，能够发展高端商业的地方，一般都具有下述特点：一是有历史认同感，二是高档商务楼和星级宾馆集聚，三是交通便利。上海的静安南京路、卢湾淮海路和黄浦的外滩都具有这些特征，即便如此，它们相互之间还须适当错位。可喜的是，上海高端商业已现错位发展之端倪：以“梅、泰、恒”三大商厦为代表的静安高端商业已初具规模，目前已拥有了458个国际品牌，其中世界顶级和一线品牌20多个，该地区国际品牌和国际一线品牌的引进数均居全国之首；卢湾淮海路深谙取舍之道,在引进国际品牌的定位上，不求最高档，求的是在国内最活跃、有影响、好经营、且具成长性的国际品牌；黄浦区则以外滩地区为重点，依托外滩CBD区位优势和老大楼独特资源，采用“地区总部+品牌旗舰店”的引进模式，重点引进国际奢侈品品牌集团的地区总部，鼓励其开设品牌旗舰店。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静安南京路侧重于品牌集成，发挥规模集聚优势；淮海路主要是品牌专卖，培育高档消费市场；外滩地区则偏重于品牌辐射，重点发展总部经济，从而形成上海高端商业错位发展格局。 其次，要研究政策，拉动内需市场。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拉动需求上，而不仅仅是增加供给。一味通过减税免租等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于国家、于市场、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