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汇编.pdfVIP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陆 扬 摘 要：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 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 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 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 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 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 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 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 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 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 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 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纠正“整理国故” 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 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骈俪文字 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 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 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 ，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 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关键词：陈寅恪；对对子；孙行者；胡适；禅宗；骈俪 Chen Yinke (Chen Yinkoh); duiduizi; Sun Xingzhe; Hu Shih; Chan Buddhism; parallel style 近二十年来陈寅恪成了文化大众敬仰的对象，这本身是个特定时期内的现象。作为学者，陈先 生的声名在他身前其实并未坠落，只是身后被短暂遗忘而已。他在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名人之前始终 被看作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一旦因缘际会地成了社会崇仰的对象，那么 就不免要付出种种代价。社会倾向于找寻能适用于一般大众文化兴趣的陈寅恪的言论，使之成为励 志的口号，或者努力要从陈氏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中看出其普及的意义来。这种取向的出发点本 1 身没什么不妥，只是其结果常常消弭了陈寅恪思想中具有特殊内涵的层面，而这种层面又是他这样 一个思想精微的学人之特色。1932年8月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考试出题，以对对子作为主要考 题，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对对子或许也是极少数能使陈寅恪的旨趣和普罗大众的旨趣产生交 集的话题之一。对对子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 ，也因为陈寅恪给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的刘 叔雅 的一封信而大为提高，从传统的文字娱乐升级为能彰显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一种形式。 但颇为吊诡的是，正是在强调对对子的重要性方面，陈寅恪的宏论如何能具体而微地落实到他 给清华考生出的对对子试题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陈先生的种种相关的议论，固 然为学界所熟知，但陈氏如何通过为考生出的对对子考题，特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孙行者”一联， 来体现他的文史理念，似仍有值得后学推敲发挥之处。或许由于当年考试结束后陈寅恪并未公开他 心目中的理想答案，使得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少论者以为这是个不会有确切结果 的公案，或进而 认为当时有考生答出的“祖冲之”之类的下联还比陈氏心目中的理想答案“胡适之”要略胜一筹 。 陈先生晚年自己在编订文集时特别说明：“胡适之”是他出题时最希望看到的答案。我们固然没有 理由怀疑陈先生这一陈述的可信度，却仍需探究这一答案究竟包涵了怎样的意蕴，才成为最理想的 答案，以至于使陈先生晚年仍念念不忘。这类问题看似琐碎，实则不应轻轻放过。陈先生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