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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契丹之旗（纛）鼓 ————多角度视野下的新探讨 有关契丹社会“旗（纛）鼓”的问题，很早就得到学者的关注。姜艳芳曾著文指出：“契丹之旗鼓，是契丹族社会最高权利者可汗的标志。”并就“旗鼓”的来源和契丹贵族为争夺“旗鼓”而进行的斗争进行了分析。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启发意义。我对此持有不异议，契丹可汗或皇帝最高权力的象征是“纛”，而非“旗鼓”。林沄《辽墓壁画研究两则》一文，在纠正库伦一号辽墓考古报告某些纰漏的基础上，以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了契丹“旗鼓”和“旗鼓拽剌”。田广林《契丹舆仗研究》一文，将“旗鼓”归于“国仗”范围，将其作为契丹礼仪内容进行了简略的分析。但该文某些结论缺乏材料的支撑，略显牵强，或有臆测成分。如果我们不囿于《辽史》本身的记载，放开的学术视野，结合考古学、民族语言学和北方民族文化传统等，就会发现在契丹社会中“旗（纛）鼓”广涵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作为本文的中心论题——“纛”和“旗”，我们必须对两者概念初加辨析，进一步与北方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结合开来，考察在契丹社会中的意义。 据《辽史》卷五十八《仪卫志四》，契丹国仗包括：“十二神纛，十二旗，十二鼓。”纛，《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曰：“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其下《集解》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牦牛尾为之，如斗，或在騑头，或在衡上也。”石勒称赵王后，“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很显然，这里所提到的“黄屋左纛”是中原的仪制，石勒虽为匈奴别部羌渠之胄，亦仿中原建制，完备天子礼乐。但是在汉族社会，“纛“并非天子专有的礼仗，负有兵权节度使亦然，《文献通考》之《王礼考九》曰：“旌节：唐天宝中置，节度使受命日赐之，得以专制军事，行即建节，府树六纛。”那么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是否有树“纛”的传统呢？我通过搜讨史料，证明这个设想是成立的，即“纛”在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中确有存在，且在一定意义上有别于中原之纛。突厥族阿史那氏“建廷都斤山，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唐后期爆发“安史之乱”，唐肃宗借回纥助剿叛军，郭子仪与回纥兵会呼延谷时，葛勒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纛上施之金狼头，这与民族的图腾崇拜和尚武传统不无关系，“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可见，北方民族的“纛”区别于中原的“纛”，不仅是可汗的一种礼仪，而且蕴含的民族的信仰。《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曰：“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遣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同书卷五六《梁师都传》曰：“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刘梁二人能够取得“帝位”与突厥势力的支持是分不开，在此过程中，突厥可汗遣以“狼头纛”便意味授予了他们权利，这是因为“狼头纛”代表着最高权利。因此说，在“礼仪”与“信仰”双重背景下，狼头纛更喻有政治内涵，即为可汗权利的象征。生活在11世纪穆罕穆德·喀什噶里是非常清楚“纛”在突厥语所具有的含意，在其所著的《突厥语大词典》将“纛”[，]解释为：“旌旗，有九面旗的国王或者可汗。”他认为，“纛”与“可汗或者国王”是等同的。肯定的一点是，将“纛”奉为最高权利的象征，这一政治文化传统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普遍认可。《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击溃乃蛮人并杀死太阳汗之后，虎儿年，他在斡难河流域，竖起了九尾白纛(tuq)，举行大会和大宴；并[在那里]被尊为成吉思汗。”历经漫长的历史岁月，北方草原的统治民族几度更替，但“纛”作为可汗权利的象征，是一直延续传承的。 契丹族称雄于北方，适逢突厥族、回纥族衰落和蒙古族初兴过渡，文献材料证明，它也建有“纛”。《辽史?国语解》中对“纛”有个大致描述，称：“神纛，从者所执。以旄牛尾为之，缨枪属也。”契丹人把 “十二神纛”视为“国仗”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举行“十二神纛礼”。“凡大祭祀、大朝会，以十二纛列诸御前。”这体现了“纛”在契丹礼制中的独尊地位。《辽史》卷七《穆宗纪下》曰“（应历）十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奉安神纛。”卷八《景宗纪》曰“（保宁五年）二月丁亥，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法论死，杖释之。”上述两条材料清楚的说明，契丹人把“纛”奉为圣物，凡亵渎者论法诛之。那么契丹族“神纛”究竟有何政治寓意？《辽史》卷五十八《仪卫志四》称：“遥辇末主遗制，迎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祖帐前。痕德菫可汗将“十二神纛”传于耶律阿保机，意味着契丹族最高易手，由遥辇氏转入耶律氏。唐天复五年十二月，“痕德菫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耶律德光即位时，亦“置旗鼓、神纛于殿前。”辽太祖和辽太宗即位之时，都刻意强调拥有“神纛”，这颇耐人寻味。首先，辽太祖阿保机代政痕德菫可汗，“尽力向契丹人民表明，就像遥辇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