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docxVIP

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②从本世纪初以来，已有许多论文、专著讨论了17、18世纪中英之间文学、文化、商业和建筑的关系。50年代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出版以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及其影响逐渐引起学者更广泛的注意和研究。然而，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欧洲科学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欧洲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却很少有人涉及。中西交流是双向的，从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科学关系看，我们不能忽视通过中国传入欧洲的科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观测和考察对欧洲科学的贡献，一是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科学对欧洲的影响。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笔者在查阅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所藏档案、《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和其他杂志所刊文章的基础之上，主要想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和英国皇家学会秘书这一中介，来探讨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所建立的科学合作关系，试图从当时的背景下对这种交流关系加以说明，并初步分析英国人对中国科学的看法。?一? 波义耳、海德和南京人沈福宗：英国科学家与中国科学?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获得国王查理二世的特许证，标志了一个科学组织的诞生。次年4月22日，第二次特许证的正式名称是“为改善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强调了自然科学为皇家学会发展的主要方向。1667年首任皇家学会秘书奥顿堡（H.Oldenburg，约1618—1677）写信给虎克（RobertHooke，1635—1702），想通过传教士为皇家学会寻求世界范围内的通讯制度，这可解释为什么在《哲学汇刊》刊登许多有关耶稣会士著作的书评以及他们的科学观测报告。即使很快浏览《哲学汇刊》，也会看出耶稣会士科学家在17、18世纪的广泛影响。耶稣会士的著作在许多文章中被引用，他们的观点被接受或被反驳①。总之，英国皇家学会和耶稣会士颇有成效的合作，促进了科学的发展。17、18世纪可以说是前汉学时期，对中国感兴趣的英国人都是文人，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①。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学者已多有所论①。我们现以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为例，对17世纪英国科学家的人文、科学兴趣略加说明。波义耳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对中国的事物很感兴趣②。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包括来华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z Seme- do， 1585—1658）③、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法国皇家图书馆馆员特维诺（M.Thevenot，1620—1692）和其他人的著作④。波义耳对中国医学很感兴趣，觉得尽管欧洲医生比中国医生有学问，而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一定有大量自己的医书，因此他希望能得到中国医书，为欧洲医学提供借鉴⑤。他对中国的脉诊、气象和温度测量也颇感兴趣。中国人对上天的敬畏，星占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宫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令他很有兴趣。波义耳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我们尚不清楚。最早的证据是1671年他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一本南明时的《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1672年将它送给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这本带有波义耳签名的历书，现在仍保存在那里①。早在复辟时期，波义耳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主任，但由于其他职务的压力，使他在1677年辞职。他管理皇家学会，出于宗教热情，亦有传播福音的考虑，而东印度公司能够贯彻他使全世界的人基督化的想法，这是他对东印度公司感兴趣的原因。有趣的是，波义耳通过海德（Thomas Hyde）的介绍，见到了当时在英国的南京人沈福宗。当时海德是牛津大学的阿拉伯语教授，又是Bodleian图书馆的馆员。沈福宗是一位天主教徒，教名弥格尔，1681年底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离开澳门，1683年到达荷兰。1684年9月15日，柏应理一行到达凡尔赛，受到路易十四的接见，这促使了法国派遣耶稣会士科学家到中国的计划②。1684年他们动身到罗马，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和耶稣会总会长分别接见了他们。 1687年3月 7日，沈福宗随另一位耶稣会士离开巴黎到达伦敦，受到了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接见。应海德之约，沈福宗去牛津合作编辑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目录①。海德向他询问了中国语言的特点，据他们当时交谈的笔记，沈福宗尊敬地称海德为“德老爷”。后来海德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他们来往的书信和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如关于度量衡的单位、围棋的下法、“升官图”的游戏规则、中国的地理、汉语的语法等等②。他们的见面虽只有数星期，但合作得非常愉快，海德称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③。笔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