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明诗》感物吟志说 毕业论文.docVIP

论《文心雕龙·明诗》感物吟志说 摘要：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刘勰提出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感物吟志”说，这是他对中国诗学的独特贡献。本文将结合其他篇章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以期把握刘勰“感物吟志说”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文心雕龙·明诗》：感；物；吟；志 《明诗》列于《文心雕龙》文体论之首，作者在此篇中，主要是论述了诗歌发展的历史沿革，明辨诗歌的意义、作用、源流及其特征，并提出了“随性适分”、“莫非自然”、“雅润清丽”或“华实惟才”、“感物吟志”的诗歌理论。就“感物吟志”这一观点，童庆炳先生从古到今，引经据典，对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将“感”、“物”、“吟”、“志”视为诗歌这一文学活动产生的四要素。具体概括为：主体心理活动的“感”、客观对象“物”、内心形式化的“吟”、作品实体的“志”。[1]这一概括准确入微，但刘勰在书中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只是在各篇的叙述中，断续的体现出来。其实，“感物吟志”作为一种文学活动，它自身还包括丰富的内涵与诸方面的要求。 一、主体心理活动的“感”： “感”是诗人由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心理活动。他以有“情”为前提，在情景交融下以主客体的统一为至高点。作者在文中提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他将“情”作为“感”产生的前提。“禀”即“禀赋”、“禀受”。“情”，古代人将“情”分为七类。《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憎、欲，七者弗学而能”。这“七情”是人的先天禀赋，即“弗学而能”。这一点也是对陆机“诗缘情”说的继承，但二者又有所不同。表面上看，陆机是个缘情派，诗缘情而绮靡《文赋》），他强调“情”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在论述时并不排斥志的作用，而是将情与志结合起来使用，如：“颐情志于典坟”。刘勰在此则只强调人与生俱来的“情”，是弗能学的禀赋天性，不含“志”的因素。“应物斯感”，“应”在这里指“接”或“接触”，“应物”即接触到外在事物。人有七情，因接触外物而触发了内在的感情，遂有感而发，感物而吟，“感”是内在情感被外物激活后的外在表现，它与最真实的生活相联系，是最真实的情感，不是“无病呻吟”。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情感是一个文学创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冈察洛夫曾说他只写：“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思考过和感觉过的东西”、“爱过的东西”、“清楚地看见和知道的东西”。[2]但是，“感”是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呈现，它既有对客观现实的表现，也有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再现立足于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状况作如实的描绘；表现则超越现实，突出表现性，是把内在主观世界以形象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称“诗”对上可“补察时政”，对下又可“泻导人情”。他自认为其感伤诗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3]白居易的这句话就体现了“感”这一心理活动，是对外在事物的再现与表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提到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这一观点也体现了“感”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与表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境也。有我之境，物皆着我之色；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落花”“杜鹃”“斜阳”这些外在的景物激发了词人内在的情感“在心为志，发言为词”，物皆染上了诗人的主观色彩，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叙述，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无我之境中，诗人通过对景物的客观描写，寄予自己对悠然自得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平实的叙述中更显出作者内心的平静与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有我之境”为表现，“无我之境”为再现。由此可见，“感”是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主观因素。 二、客观的对象“物”： “物”，这一概念，既包括自然之物即客观物象，也包括着有主体色彩的作者眼中之物，胸中之物即意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于“物”也阐述了他的观点： （一）物的内涵。刘勰此处的“物”，主要是指客观物象，是作者眼中的对象物，它只存在于瞬间。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客观自然和现实的社会生活。 首先，作者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即人的喜怒哀乐等感情是应物而生的。《物色》篇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微虫犹或入惑，四时之动物深矣……物色相召，人谁获安？”《诠赋篇》言：“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从这二者可以看出，自然物是触发诗人情感的外因。其次，社会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客观物。《明诗篇》在提及诗歌发展渊源时讲到“大禹成功”则“九序惟歌”，“太康败德”，则“五子咸怨”，“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时序》篇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怒，大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建安时期，由于“世积乱离”，文人创作“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