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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 罪因、 罪行与刑罚的关系 白 建 军 　:为了更准确地厘清罪因、 罪行与刑罚适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1988—2007 年20 年间纵向, 1998、 2003、 2007 年内地 31 个 市 (区)横向的犯罪率数据, 同期同地十几项社会经 济发展数据以及641 个最高人民法院示范性案例数据进行交叉印证性考察, 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办 法。 结果证实, 这 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纵向和横向犯罪率的变化均构成显著影响, 这种影响 又影响着刑事司法———当犯罪数量的增长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时, 刑罚资源将适 度投入, 而非机械地相应增长。 这种不均衡背后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均衡。 :犯罪率　经济因素　刑罚适用 作者白建军, 法学博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1)。 一般认为, 犯罪率持续上升, 说明犯罪趋于严重, 国家自然应该增加刑罚资源的投入, 加 ① 大打击力度。 20 年来, 中国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 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 超过了不少时期 ② 全国GDP 的增长。 与之相应, 也应该引发或将引发刑罚力度的提升。 然而, 一些案件 (如众所周知的 “许霆案”)由于存在明显特殊的犯罪原因, 法院的最终量 ③ 刑往往比较适度。 于是, 人们会问:现实世界中, 这种 “罪出有因” 而得到宽宥的案件到底有 多普遍? 如果十分普遍, 到底该怎样理解犯罪本身和法律规定对刑罚宽严的决定性作用? 到底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 “罪因—罪行—刑罚适用” 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问题上, 犯罪学与刑法学两个学科之间虽鸡犬之声相闻, 却老死不相往来。犯罪 学对犯罪原因、 规律的研究已有许多 熟理论, 刑法学对刑罚适用的研究更是宏大精深。然而 两家之间一向缺少对话, 基于自由选择和个人责任假定, 刑法研究一般不会过多纠缠犯罪的社 会原因;同理, 基于自身的学科定位, 犯罪学也不会 “越权” 研究刑罚的适用问题。这样一来, “罪因—罪行—刑罚适用” 的关系便 为研究上的一个盲区。 　本文是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资助项目“刑法与犯罪控制实验室” 的阶段性研究 果。 ①　根据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犯罪饱和法则” (恩里科 ·菲利:《犯罪社会学》, 郭建安译, 北京: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56—57 页), 如果实际犯罪率远离理想犯罪率而逼近最低或最高犯 罪率水平时, 就引发相应的社会反应。 (参见汪明亮:《“严打” 的理性评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86—89 页) ②　本文所用公开的原始犯罪统计数据, 除文中另有注明外, 均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社历年公开出版的 《中国法律年鉴》。 ③　参见 (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 号刑事判决书。 ·144 · 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 罪行与刑罚的关系 而这正是本研究的切入点。这个研究的直接意义是, 为宏观刑事政策的宽严调整提供决策 依据———刑罚资源的投入到底如何在法律范围内考虑犯罪率数据的消长变化和犯罪规律的影响。 基于有限的经验观察和对罪与罚之间水涨船高式常识性理解的怀疑,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 动员刑罚而对犯罪做出反应的力度, 与犯罪案件的多少之间不完全均衡、 对应。 国家刑罚资源 的投入不完全取决于犯罪数量的消长, 而与犯罪率的内在结构以及宏观犯罪原因有关。如果犯 罪数量的增长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 刑罚资源的投入不仅不会机械地相应增长, 反而会受到严格控制。这种不均衡背后, 应该蕴含着更加深刻的均衡。 这个 “非均衡性假设” 意味着厘清以下三点。第一, 犯罪的多少和犯罪的轻重是两个有关 但不同的概念:犯罪总数的上升不一定等于严重犯罪的上升, 犯罪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反映犯罪 问题的重要指标。第二, 犯罪是悖德性的结果, 也可能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