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问题 第九章.docVIP

第九章 制定法解释的客观性 “字面含义”之谬误 如同我们在第3章已看到的，文本解释并不是演绎，但是，解释也许几乎是直截了当的，是仔细阅读并让语词的字面含义定夺文本解释的问题。霍姆斯就曾提出过一种很有影响的字面含义进路：“我们要问的不是作者的含义，而是在这些词使用的环境中、在一个普通的说英语者口中这些词会具有什么含义。”[1]由于霍姆斯信奉的是语言指涉理论(referential theory of language)，因此他不认为解释文词有很多麻烦。而且，由于他是反精神论者，他也不希望法官为洞悉他人的心智而白费时间。这样做，除了会有哲学的和证据的问题外，还有这样一个很突出的可能性，即这种努力会毫无结果，因为就对手边的案件而言，先前的那位作者也许在此完全没有意义。[2]一个在立法进程中提出并讨论过的解释问题也许还容易回答，只要是立法过程有记录，并且记录不是势不两立，这也就行了。但是，如果当初的讨论中就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也就没有可以予以重现的那种精神状态，因此，制定法解释的喷妥撒理论[3]至多也只有一个有限的适用领域。 然而，霍姆斯的解释理论也并不好多少。如果真像这段引文看上去隐含的那样，语词的含义都取决于文本作者对语词的理解，语词的指涉就会出现奇怪的断裂，这等于说，德谟克里特和波尔都提到了“原子”，但他们指涉的却不是同一个东西。根据这种观点，宪法第四修正案就不可能涉及电话窃听或者其他电子窃听，因为1789年时任何英文使用者都不会理解“搜查和没收”指涉的是电话窃听。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指涉的“新闻出版界”也不可能是电视网。如果政府补助宗教广播者，也就不能是建立宗教的行为。[4]国会创立陆军和海军的权力也就不能授权创建空军。[5] 在几个可能的语言共同体中，霍姆斯的“普通说英语者”检验标准定下其中的一个(在权利法案的例子中就是1789年的美国)作为权威性语言共同体；而且，这一标准还禁止了这一语言共同体与任何其他这样的共同体(包括1989年的美国)之间进行语言翻译。然而，作者的语言共同体是否就是正确的、用来确定制定法含义的共同体?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像霍姆斯想的那样，是不证自明的。有个制定法就规定，进口蔬菜要征税，进口植物果实则不用征税，这就发生了关税是否适用于番茄的问题。[6]对于植物学家来说，番茄是一种植物果实，豌豆和大豆也是植物果实，但是对普通大众来说，这些都是蔬菜，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当水果点心的。在此，哪个解释共同体具有相关性呢?假定，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知道当初投票赞成该法律的所有立法者都认为该法律不包括番茄，那么，立法者的这种理解(如果还有分量)又应有多少分量?或者假定，尽管1883年通过这一法律时所有人都把番茄当作植物果实，而今天每个人都把番茄当成蔬菜，并且今天这一法律也还没撤销，那么起支配作用又应当是哪一种含义，是今天的含义(就像大多数法律人对我在上一段提出的那些宪法例子都会认为的那样)，还是原先的含义?不论答案如何，霍姆斯的公式都难以自恰。 如果作一种内部(或者语义的)含混和外部含混的区分(这种区分与律师区分的合同的内在含混和外在含混相对应)，就会进一步显示这一公式的不足。一个人读了一句话，他懂得书写的语言，但他会对语言使用的环境毫不了解，因此感到不清楚，这时就出现了内在含混。这种含混或者是由于文字中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或是由于某个词或某个短语具有多种含义，而句子的语法和句法都没有排除这种含混性。例如，宪法第5和第14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或第14修正案中同等保护条款中的“同等”。外在含糊带来的后果会是同样的。尽管对不了解句子背景的普通说英语者来说这句话会很清楚，但对一个确实知道其背景的人来说这句话就会不清楚、被歪曲或者是其含义不同于普通说英语者理解的含义，这时就出现了外在含混。例子之一就是宪法第1修正案中的“新闻出版界”，对普通说英语者来说，它只指印刷媒体，但考虑到现代新闻和舆论的传播方式，理解这样有限，看起来就很不恰当。另一个例子是本书第3章讨论的里格斯诉帕尔默谋杀继承案中的继承法规。这个制定法说，一个手续符合规定要求的遗嘱继承可以得到强制执行。但是，人们从外部带进来一个事实，遗嘱中的继承人谋杀了遗嘱作者，于是含混客出现了。霍姆斯的字面含义进路顶住了外在含混的论点，但这样做就人为地缩短了这一解释过程。人们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这种进路对一个形式主义者很有诱惑力，因为这种进路把含义看成纯粹是语词的问题，不会受到这些语词可能指涉的事物的影响。但霍姆斯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的进路只有同字面含义进路相对比时才会看上去很不错，因为字面含义的进路完全忽视了作者的语言共同体而听任语义流变的摆布。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感到，有多种解释方法在相互竞争，它们都想获得法律的青睐。但，就追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