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 甘肃行政学院.doc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李增元1，2 宋江帆2 （1.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山东 日照 276826；2.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摘 要】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企业推动型；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社企分开；合作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2-0012-10 收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1.李增元（1981-），男，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农村社区治理；2.宋江帆（1990-），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研究”（11YJC8100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乡基层治理研究”（09JZD002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地分流背景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1CSH015）。 一、“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缘起及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走的是一条工业优先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思路，国家实行高度集权，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消除社会组织及市场力量的发展空间，实现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强有力控制。不过，事实证明，过分的国家干涉不仅不能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还有可能导致民众政治认同的降低。适度放权基层社会，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性治理更有利于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向社会下放权力，重点向经济领域放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适度向基层社会下放权力也进一步激活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活力。起始于80年代的乡镇经济发展，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到1988年，我国乡镇企业总数已达1888.2万个，总产值4764.3亿元，乡镇企业职工9545.5万人。据2012统计，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1.64亿人，总产值达到61.6万亿元，实现利润3.68万亿元。[1] 　　在乡镇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中，乡村社会也开始发生结构性变迁：社会形态上，乡村社会从封闭、同质日趋走向开放、异质与流动；组织结构上，从单一的村社集体组织演化为多元经济社会组织并存的局面；生产经营方式上，从传统农业生产走向多元生产方式及经营方式的共存，在市场经济的深入影响下，农民经济发展及收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革；从业结构上，随着经济结构的分化及多种经营方式的出现，广大农民从单纯地从事农业种植向农业种植、务工、经商、个体经营等多种从业领域转变；利益需求上，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差异化变迁，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也趋向于开放性、利益性转变。实际上，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逐渐卷入了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大潮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家庭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不断地分化出子系统，新的组织系统、社会群体不断涌现，现代社会是由诸多异质化的单元和模块构成。[2]正是在工业化、市场化及城镇化的推动下，乡村社会日益演化为国家、农民、经济社会实体多元主体共存下的乡村社会形态。 在经济社会发展起步较早的地区，以乡村企业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实体已经与乡村社区密切联系起来，如城镇化建设中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都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乡村社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温州模式”侧重于市场促进下的企业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而“苏南模式”注重于通过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乡镇企业带动农民就业，实现农民的非农化和乡村社区的城市化发展。[3](P168)20年来乡镇工业直接在农村社区内部支援农业投入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资金高达2000多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对农业投入的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