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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化概述： 周文化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继承创新和汉唐宋明经学理学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心态结构，并成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制度和思想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儒学思想的源头，影响了周以后3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 西周王权专制的确立是经过了一个艰苦过程的，它本是渭河流域周原地区的一个弱小民族，自称“小邦周”，与“大邦殷”相较，确是小巫见大巫了，要建立西周的王权专制制度首要的任务是灭商统一全国的问题，这一重任实际上在周文王时期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武王灭商准备了条件，并为周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史记·周本纪》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同书《殷本纪》载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疆，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闽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这段记载说明周人到周文王时，在定都周原后，积极发展农牧经济，其势力不断增强，对腐败堕落的商纣王大为不满，但是与其东方的殷帝国比较，毕竟还显得弱小，还达不到公开与其对抗的实力，然而周文王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远谋深虑，雄才大略，他审势度时，表面上仍恭敬地臣属于殷，创造一个振兴周室的外部宽松条件，与此同时，为发展壮大自己，他采取了一系列强国富民的政策，为了避免商纣王的嫌疑，针对纣王好色贪财的弱点，与其臣下密谋献美女，供珍奇后，果然很快被释放，周文王释放归周后，在内政与军事上进一步采取新的举措。壮大自己，他针对商纣王的酷刑所引起的国人愤怒，正式和纣王谈要求，提出“献洛西之地”，请纣王取消惨无人道的“炮烙之刑”，所谓“炮烙之刑”，就是把铜质的棍烧红，把不满纣王奴隶主统治的奴隶，让其在灼红的铜柱上行走，下置滚烫的油锅，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酷刑!经过周文王的努力，商纣王答应了这一要求，这样大大提高了周文王在各诸侯国的影响和威信。 由于周文王行善积德，善于团结内部力量，提倡“耕者皆让衅，民俗皆让长”的社会道德，周文王领导的国力和威望越来越高，给周边小国家树立了典范，许多小国心甘情愿以周为师，臣服于周。象离岐邑不远的虞、芮等小国，互相之间为争夺土地发生矛盾，“有狱不能决，乃如周，”请周文王解决，但他们一进周地，当看到周人互相让地，人人尊幼扶老的情景时，羞愧地认为自己双方的矛盾是一种耻辱，互相得到了理解，连西伯(周文王)也 没见，双方自动“俱让而去。”这说明周文王治国有方，感动了周边小国。加之周文王继承公刘、古公、王季等先辈的优点，礼贤下士，敬老护少，把国内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使很多知士能人投奔于他，成了得力助手，如他亲自迎接姜太公(姜子牙)的故事脍炙人口，传至今日仍为公众崇拜不已。正因为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所以“士以此多归之。”连许多在殷王朝做官的大人物都纷纷叛纣归周，像辛甲，本是殷臣，他给殷王谏言七十五次，而殷纣不听，文王得知后，令召公了解情况后，文王亲自迎接，封辛甲为公卿，封于长泊(即山西上党)。这样一大批能人志士都愿意为周文王效劳。这是周文王取得民心，使自己势力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封建宗法制的形成 周公东征的胜利，从军事上较武王征商更为彻底地征服了商及其残余势力，把战果扩大到了东方各国，但这毕竟是武力征服，要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还必须从管理体制和制度上着手，这一点周人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周公适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采取了对全国和被征服地区实施分封(亦即封建)宗法制度，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地位，这是周人的新创造，是非常成功的措施。为安抚殷人，把其后代微子启封于宋。《史记·宋微于世家》说：“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徽子开(启)代殷后，率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都于商邱(今河南商邱市)这里原是殷嵌内的一部分。 为控制殷余民，周公还吸取武庚作乱的教训，把武王弟康叔封于卫，《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虚。”(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之略；自武夫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菟，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卫国是当时分封中的一个大国，对稳定东方起着主导作用。 周公子伯禽封于鲁，拥有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匀氏、尾匀氏，另外还有“商奄之民”，并建都商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