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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口思想
第一节 中国人口思想史和理论史 一、先秦时期人口思想的产生与繁荣 1.春秋以前人口思想的萌芽 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发现有“万年无疆”、“子孙永昌”等吉语,说明当时就已经有了多子多孙的观念。 周代时有了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并且还设“媒氏”官职,专门管理男女婚嫁之事。《周礼》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说明当时很重视婚姻。 重男轻女的观念。《诗经》中就有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人口构成的思想。西周时,将经济领域的职别分为九类,即三农、园圃、虞衡、薮(sou)牧、百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周礼·天官》);将政治等级分为十等,即王、公、大夫、士、卑、舆、隶、僚、仆、台(《左传》)。 2.春秋时期的人口思想 管仲的人口思想。一是滋民论,即鼓励人口增长;二是四民说,把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 孔丘的人口思想。一是庶民论,主张增殖人口;二是有教无类的教育观;三是孝道观;四是男尊女卑。 3.战国时期的人口思想 孟子的“广土众民”说。一是民为贵和广土众民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广土众民,君子欲之。”二是劳心劳力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商鞅的“人地相称”说。一是人地相称论和徕民思想。二是强化户籍管理的“连坐”思想。 《管子》中的人口思想。一是人为本的众民论;二是人满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三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妇言不及官中之事”,“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 韩非的“民众财寡”思想。在对人口与财富增长的比较中,韩非看到了人口增长的危机。他说道:“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夫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人口思想 董仲舒(前179~前104)的“三纲”说以及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发展。“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皇甫谧(215~282)的《帝王世纪》。皇甫谧第一次系统整理了我国从大禹定九州、立中华到汉末、三国时期各重要年份的人口统计数字,并对人口数字的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 王梵志(约590~约660)的“少生少养”说。“生儿不用多,了事(能干)一个足”。“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只见母怜儿,不见儿怜母。长大取得妻,却嫌父母丑”。 三、宋元明清时期 徐光启(1562 ~1633)的“生人之率”说。“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冯梦龙(1574 ~1646)的“两孩”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 洪亮吉 曾著一篇文章叫《治平篇》,对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出了革命性的见解。原来清朝时期的中国,正经历著一个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时代。据统计,在公元1651年—1661年即顺治年间,中国人口不过仅一亿。至公元1785年—1791年即乾隆年间,中国却有达三亿人口。而这段期间耕地面积却没有显著增幅,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五亩多,下降至两亩多。洪亮吉说:“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在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尚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看法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 四、近代社会的争鸣 龚自珍(1792 ~1841)认为,“今中国生齿日繁,气象日益隘”,游民日多,人口已经过剩,解决的宗旨应该是“平均”,反对贫富悬殊,办法是通过“农宗”,即依靠宗法关系确定土地占有,并组织农业生产;通过移民,开发西北,减轻内地人口压力。 包世臣(1775 ~1855)的“庶为富基”论。包世臣不同意前人(包括洪亮吉)人口过剩和人多是贫穷的根源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广阔,不仅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而且也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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