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口思想.ppt

第一节 中国人口思想史和理论史 一、先秦时期人口思想的产生与繁荣 1.春秋以前人口思想的萌芽 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发现有“万年无疆”、“子孙永昌”等吉语，说明当时就已经有了多子多孙的观念。 周代时有了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并且还设“媒氏”官职，专门管理男女婚嫁之事。《周礼》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说明当时很重视婚姻。 重男轻女的观念。《诗经》中就有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人口构成的思想。西周时，将经济领域的职别分为九类，即三农、园圃、虞衡、薮（sou）牧、百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周礼·天官》）；将政治等级分为十等，即王、公、大夫、士、卑、舆、隶、僚、仆、台（《左传》）。 2.春秋时期的人口思想 管仲的人口思想。一是滋民论，即鼓励人口增长；二是四民说，把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 孔丘的人口思想。一是庶民论，主张增殖人口；二是有教无类的教育观；三是孝道观；四是男尊女卑。 3.战国时期的人口思想 孟子的“广土众民”说。一是民为贵和广土众民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广土众民，君子欲之。”二是劳心劳力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商鞅的“人地相称”说。一是人地相称论和徕民思想。二是强化户籍管理的“连坐”思想。 《管子》中的人口思想。一是人为本的众民论；二是人满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三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妇言不及官中之事”，“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 韩非的“民众财寡”思想。在对人口与财富增长的比较中，韩非看到了人口增长的危机。他说道：“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夫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人口思想 董仲舒（前179～前104）的“三纲”说以及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发展。“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 皇甫谧（215～282）的《帝王世纪》。皇甫谧第一次系统整理了我国从大禹定九州、立中华到汉末、三国时期各重要年份的人口统计数字，并对人口数字的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 王梵志（约590～约660）的“少生少养”说。“生儿不用多，了事（能干）一个足”。“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只见母怜儿，不见儿怜母。长大取得妻，却嫌父母丑”。 三、宋元明清时期 徐光启（1562 ～1633）的“生人之率”说。“夫谓古民多，后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 冯梦龙（1574 ～1646）的“两孩”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 洪亮吉 曾著一篇文章叫《治平篇》，对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出了革命性的见解。原来清朝时期的中国，正经历著一个人口增长最快最多的时代。据统计，在公元1651年—1661年即顺治年间，中国人口不过仅一亿。至公元1785年—1791年即乾隆年间，中国却有达三亿人口。而这段期间耕地面积却没有显著增幅，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五亩多，下降至两亩多。洪亮吉说：“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在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尚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看法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 四、近代社会的争鸣 龚自珍（1792 ～1841）认为，“今中国生齿日繁，气象日益隘”，游民日多，人口已经过剩，解决的宗旨应该是“平均”，反对贫富悬殊，办法是通过“农宗”，即依靠宗法关系确定土地占有，并组织农业生产；通过移民，开发西北，减轻内地人口压力。 包世臣（1775 ～1855）的“庶为富基”论。包世臣不同意前人（包括洪亮吉）人口过剩和人多是贫穷的根源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广阔，不仅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而且也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