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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神贫困的根源及其影响 温铁军 邱建生 摘要：一直以来，我们关注人们在物质层面的贫困问题，却鲜有跳出这物质贫困本身，看到造成这一贫困的精神层面的因素。诚然，人们在物质上的匮乏是万恶之源，但在当今世界，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已足够使每一个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贫困的问题了，因为从总体上说，正是西方世界、城市的精神贫困问题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物质贫困。 关键词：精神贫困　城市 发展主义 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指出要在本世纪中叶基本消除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但本世纪头十年两次蔓延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饥荒以及零八年的金融海啸，无疑对联合国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挑战。实际上，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发展得多或少的问题，而是发展为了什么的问题。如果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发展可能就会南辕北辙，越发展，问题越多。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同样适用。在过去三十年，我们的发展大大地消除了人们物质上的贫困，减少了约两个亿的贫困人口，被视为世界的“减贫冠军”。但今天，我们在发展议题上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三十年前轻松，贫富不均和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对我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挑战。 因此，当我们展望新的一个三十年时，我们必须思考“发展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我们再前行。过去三十年，发展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除贫困，今天，发展的目标应该主要是为了消除贫富不均和修复自然。今天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应是过去掠夺与被掠夺、赢与输的关系，而应是互助共生、多赢的关系。 在这样一种对发展范式的新的思考中，我们来探讨这个时代面临的新的贫困问题，即城市的精神贫困，以及，它与广义的农村物质贫困的关系。 城市的精神贫困及其根源 几年前上海世博会喊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赢得一片叫好声。但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停留在物质层面的享受上，更舒适的住宅，更舒适的衣食住行娱。这本无可厚非，只是人们在追寻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可能给其他人带来的损害，比如不会说话大自然，说话声音很微弱的农民和农民工。实际上，在城市的高歌凯进中，是乡村荒芜的背影，正是乡村的劳动力、土地甚至资金支撑了城市并使其具有了“让生活更美好”的底气。关于乡村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有很多的研究和统计。用货币来衡量，自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之初，乡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城市的贡献是七千个亿，以后每年平均仍有三百亿上下；自改革开放后到今天，乡村对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贡献则多达16万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乡村喂养了城市。这本也没有什么，因为乡村习惯了任劳任怨、服从大局。问题在于，城市在膀大腰圆后仍然在无止境地追求更舒适的享受，更多地掠夺资源和土地，更大面积地破坏自然，更变本加厉地剥夺乡村，并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天然合理的。我把城市的这种病态称为“精神贫困”，它坐在咖啡屋里，品着上好的咖啡，冬日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它慵懒地站起来，准备讲述自己的“奋斗史”，这奋斗史在美国，被称为“美国精神”，这精神背后，是成千上万印第安人的血泪悲歌。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到城市的这种精神贫困，并对之采取行动，一如过去三十年我们针对农村的物质贫困所做的，我们的一切成就都将化为泡影。 为了更好地认识城市的精神贫困，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这一贫困产生的源头，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运行的。 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本来是一部很普通的自然科学著作，但因为其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被代表了当时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斯宾塞、赫胥黎之流发挥，而成为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圣经”。多少年后，达尔文成为达尔文主义，其代表的“进步”，成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从早年英国的“圈地运动”，到今天不时在我们身边上演的“征地拆迁运动”，我们都可以看到达尔文的身影。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逻辑中，竞争、斗争是永恒的，你死我活是不二法则。三十年前，我们向西方敞开了大门，最初是在经济生活中运用了这一逻辑，大大地提升了经济效率，同时也大大地损害了自然；以后这一逻辑渗透进社会生活领域，它不仅没有带来社会效率的提升，反而大大地伤害了社会人心。人们生活在食肉动物世界的生存逻辑中不能自拔，这里没有互助，只有竞争；没有节制，只有个人利益最大化；没有回馈，只有索取；没有感恩，只有个人奋斗；没有“请客吃饭”，只有无休止的斗争。达尔文主义作为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已深植于城市的血脉之中，成为城市精神贫困的重要源头之一。 发展主义。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中，形成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信条。这一信条在最近三十年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更高的效率，更多的财富，更快的发展”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四海之内，无一处不被其浸染，四体之间，无一处不随其舞蹈。当发展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