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生水与明堂制度——对东周以后明堂制度之起源的一种考察古代文学论文.docVIP

王国维先生有云：“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1] 诚哉斯言。明堂制度之复杂难究，盖出于后世之不断附益，此点清人江藩已有觉察，他说：“其时孝武志在求仙，事非稽古，罢儒生之议，用方怪之言，乌足道哉？逮及东京，光武好谶，儒生议礼，不敢不本纬书，而明堂制度又杂以谶纬之文矣。”[2]江氏站在五室明堂的立场上，批评一室与九室明堂，其立论指陈未必允当，然其识见确实高明。东周以后，明堂制度约有三端，一为一室，二为五室，三为九室，而以后二者为大端，近二千年来关于明堂制度的争论，均徘徊于二者之间。一室明堂为三代之遗制，此容另文专论。[3] 本文试图结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讨论五室明堂与九室明堂产生的可能的思想基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明堂之争始于东汉，其时已有所谓今礼、古礼之别，许慎《五经异义》云： 今戴礼说《盛德记》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明堂月令》说：“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说云：“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许君谨按：“今礼 古礼各以义说，无明文以知之。”[4] 所谓“今礼”是指东汉的明堂制度，《礼图》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 ，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5]这个制度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今本在《明堂》篇）。所谓“古礼”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之五室明堂之制。 对于两种明堂制度的来历，许慎认为“无明文以知之”，对此郑玄加以反驳，他说： 《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义于《孝经 援神契》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在辰为巳，是以登云然。今汉立明堂于丙巳，由此为之。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6] 按照郑玄的说法，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显然早于九室。这个看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阮谌《三礼图》云： 明堂者，布政之宫，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为火室，西为金室，北为水室，土室在中。秦为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7] 《礼图》：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8] 并且，由于五室之制早于九室之制，故后世论明堂制度者，多以五室为是。袁翻《明堂议》： 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 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法。[9] 贾思伯云：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著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 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10] 类似论者尚有不少，直至近人王国维作《明堂庙寝通考》，仍以五室为是，九室为非。 对于郑玄的以九室明堂为秦制的说法，也有学者表示不同意见。牛弘曾条列古代有关明堂的文献，在谈到记载着“九室十二堂”的《明堂月令》时，他说： 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蔡邕 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即可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也。[11] 牛弘对以往争论的态度是公允的，他认为九室明堂有其来源。 平心而论，尽管前人对明堂制度的讨论已很多，但即便今日，要判定上古明堂是五室抑或九室还很困难，记载两种明堂制度的文献都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不足以说明西周或更早时期的明堂制度。考古学所得的古代建筑遗迹也没有五室或九室的样子。先秦文献中唯一的明堂实例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