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与新共及主义的评论.docVIP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的君主主义和宗教 　　改革的专制主义：君权神授论 　　无论是洛克还是辉格党人，无论是1688年英国的还是1776年美国的辉格党人，也不论他们是否以同一种声音表达观点，他们无疑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反对君权神授的政治学说。洛克最重要的政治学作品，他的《政府论两篇》包含了针对一位君权神授论首要理论家的冗长和详细的评论和批驳。而且，以如此大规模的心力对那位特殊的思想家进行批驳，洛克仅是其中之一。甚至晚至美国宣言发表50周年以后——即君权神授立场出现二百多年之后——杰斐逊仍引证它为敌人。在纪念《独立宣言》50周年的一篇令人感怀的沉思录中，他以其惯用的雄辩和流畅坦言到：“科学之光的广泛传播向各地（every view）阐发了一个浅显的真理，即人类大众不是生而背负马鞍，也非少数被恩宠之辈配备了马靴和靴刺，以承蒙天恩的名义动辄合法地驾驭大众。”反对君权神授，也许是汇入辉格党传统之各种政治思想的稳定的构成要件。如此说来，君权神授论可能是洛克哲学最终出现的政治思想语境中最为明确的一个因素。 　　但是，反对君权神授所特有的深度和广度，模糊了那个语境中的多样性，进而导致出现了类似约翰·邓恩的主张，即洛克、1688年英国的辉格党人和1776年美国的辉格党人都以同一声音表达观点。 　　尽管君权神授论已被明确定位，遭到广泛排拒，但是在17世纪的英格兰，它本身却是一全新事物。它开始出现于英格兰的确切时间很难确定，但它的出现和跻身于显赫地位，却极为充分地揭示了在17世纪政治思想诸种理论体系发展和最终冲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广为关注的是，17世纪时的英国人致力于新教改革关于教会组织、统治和礼拜仪式之正确含义的发现和施用。在伊丽莎自治下，这个国家大规模推迟了对各种原因的探究；而在17世、纪，它又认真而紧张地开始致力于这项任务。该任务使它的许多参与者震惊，最终感到的是恐惧。宗教改革使变革性的压力受教会学问题困扰，这已是众所公认。但带有同样破坏性后果的同样的变革性压力，也在政治思想领域发挥着作用。17世纪上半叶的标志不仅有最终导致内战的神学——政治的冲突，也有政治思想传统模式的重新运行。结果导致新学说的出现和它们彼此竞争至上地位。与到当时为止在英格兰曾盛行过的其他学说相比，新学说之间彼此要更加极端和更加敌对。在其一端是充分发育了的君权神授论，它最后出现在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著作中；在其另一端，是各种各样的新教契约学说。其中的一些学说，像菲利普·亨顿（Philip Hunton）的，颇为温和；其他的学说，比如约翰·弥尔顿表达有力的散文，它达到了的半官方地位，但也很极端，在某种程度上像是菲尔默的翻版。17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见证了君权神授论和契约论，这两个关于政治权威起源与性质的不共戴天的理论出现在英国的土地上，这本身就引人注目。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两种理论都试图发展出新教政治原则的真正意义。两者这样做都有着貌似合理的主张，但结果却证明是产生了真正的问题。 　　君权神授论原来是与17、18世纪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潮流相对立。那些以另样方式看待彼此，在外部观察者看来十分对立的理论家们却在反对君权神授论上有着共同目标。甚至在今天，学者们以完全相似的方式对待那些十分不同的思想家，比如，理查德·胡克、菲利普·亨顿、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约翰·洛克，其基础就是他们都摒弃君权神授论。 　　君权神授论的特点 　　尽管确定君权神授论的确切起源是困难的，但洛克相信他知晓“是谁首先将该学说引入，并引入到我们上流社会中的。”一位当代史学家赞同洛克的判断，即“专制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随詹姆斯一世（James I）一起来到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是一位以其学术天赋自居的国王。在詹姆斯一世是苏格兰国王且受召南下继承伊丽莎白的王位之前的1598年，他写作和匿名发表了《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Trew Law of Free Monarchies）一书。到达英格兰后不久，他的书在那里重印。尽管詹姆斯一世没有首创君权神授论，但他的赞助确实给了它一定的声誉（eclat）。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们（Stuart monarchs）的继承轨迹总是有着微妙的对称，甚至是反讽——轨迹开端的一位是詹姆斯一世，他骑着马，趾高气扬地从苏格兰来继承了他的弑母者，伊丽莎白的王位；两代人后，他的孙子，和他同名的詹姆斯二世，则乘着夜色偷偷地逃到法国，以逃避像他父亲，查理一世一样的血腥命运，并旋即被他的女儿和其丈夫所替代。不需太多的历史性的夸张就可以说，君权神授论与詹姆斯一世一起达至辉煌，与詹姆斯二世一起滑人耻辱。对于像本杰明·霍德利、加图和一般的美国辉格党人等辩论文章的作家来说，君权神授论仍十分有生命力，直到18世纪，辩论文章的作家们仍在攻击它。但1688年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