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长城问的文化奇葩.docVIP

内外长城问的文化奇葩 　　山西朔州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遗产底蕴。两万八千多年前的峙峪“猎马人”，创造了朔州昌盛的史前人类文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拓展疆土，开启了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在朔州大地上的征战与交融。从秦始皇派蒙晤筑马邑养兵备胡，到汉武帝遣李广出雁门远征匈奴；从唐代突厥人侵扰塞外，到五代李克用乱世称雄；从北宋杨家将驰骋应朔征战辽军，到明代蒙古族接连不断袭掠边境，朔州大地展现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画卷。四塞之地的雄胜险要，各族军旅的拉锯征战，游牧部落的往来迁徙，使多民族文化在这里渗透融合，从而，构成了朔州文化兼有游牧文化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保守性的多元特点。 　　朔州地处内外长城之间，是一方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魅力的热土，在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朔州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截至目前，全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543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馆藏文物现有6万余件，“三普”新发现点1808处，复查735处，总共2543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朔州秧歌戏、晋北道情戏、朔州赛戏、梨花春白酒传统酿造技艺、怀仁旺火习俗。 　　 　　朔州秧歌戏 　　 　　朔州秧歌戏是流行于以朔州为中心的晋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的一个戏曲剧种，集拳术、舞蹈、戏曲为一体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街头广场艺术。 　　朔州秧歌戏由踢鼓秧歌和小秧歌演变而成。踢鼓秧歌最初只是表演拳术，后逐渐舞蹈化；小秧歌专以歌唱娱人。因二者常一起演出，于是就形成了土滩秧歌。土滩秧歌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队伍于街巷进行过街演出，也可以进院演出。过街演出时多是变化队形的大场面，进院演出多是在锣鼓声中唱一些应时应景的祝贺性的喜歌。渐渐地，土滩秧歌出现了一些有简单故事情节的固定剧目，形成固定的曲子，专曲专用，在表演上也积累下诸如“戴宗三亮式”“腾空旋风”“大小控步”“一字四品步”“兔儿旋窝”等固定程式。清朝初年，随着土滩秧歌的发展和创新，各地涌现出不少深受群众欢迎的秧歌艺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攒合班子”出现了。这种班社把有名望的秧歌艺人聚合起来，用鼓板按节、丝竹随腔，离开土滩，登上舞台。经过漫长历史的孕育，朔州土地上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戏曲剧种――大秧歌。 　　传统的朔州秧歌主要反映的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梁山泊英雄惩恶济善、除暴安良的故事。朔州秧歌主要是在节庆、贺生、祝寿、还愿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男角称“踢鼓子”，女角称“拉花”，成对表演，多扮成“水浒》中的人物，表演粗犷奔放。有入户拜年、广场表演、进院祝拜、坐灯宫、压街镇邪、烧香祭风、灯场游园、旋旺火、接下程等一系列程式。表演分子场、小场子和过街场，表演形式多样。 　　小演唱秧歌亦称小秧歌，演唱曲调融合了社火曲牌、庙堂音乐和民歌小调等，以歌为主，以舞为辅，往往和踢鼓秧歌交叉进行，活动多在街头、广场、院落，常常演出一些小剧目、选场选段或整本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朔州秧歌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分散四处的艺人自愿组合，集中起来走村串镇演出，朔州大秧歌进入了昌盛时期，剧目除演传统的出、会、本戏以外，还演出移植剧目。1953年国家委派有关人员协助选拔技艺较高的艺人，组织起一个规模大、艺术水平高的戏班――朔县新乐剧团，成为大秧歌第一个有组织的演出团体。1956年，这个剧团正式改名为朔县大秧歌剧团，招收了第一批女演员，行当再次扩大。“文革”时剧团被迫停演甚至解散，直到1970年剧团恢复，艺人们才再次回团，招收了第三批学员，并在全县成立了21个业余秧歌剧团。“文革”结束后，戏曲获得新生。上世纪80年代，朔州大秧歌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朔州大秧歌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 　　 　　晋北道情戏 　　 　　晋北道情戏流行于晋北20佘县及内蒙古南部、陕北东部、河北西北部，分右玉、神池、代县三个艺术流派。道情音乐约于金代流入晋北一带，以曲牌体说唱形式流传于民间，清代中叶，逐渐走上舞台，主要以代言体讲述道教故事，宣传教义，其音乐体制主要为曲牌连缀体，同时也吸收了北路梆子的音乐元素。清末民初，职业班社林立，著名艺人辈出，逐渐蓬勃兴盛起来。著名的职业班社有杨侉子班、武为周班等，名艺人有李艾疙瘩、石六十八等。 　　晋北道情的代表剧目，主要有《韩湘子出家全图》、《庄周梦》、《郭巨埋儿》等，还有一些生活小戏和移植剧目如《老少换妻》、《八义图》等。其唱腔曲调，相传有72大调，若干小调，今存套曲13种96曲，如《大红袍》、《皂罗袍》等。其伴奏乐器文场有笛子、四胡等，武场有渔鼓、简板、单皮鼓、大锣等。表演重文轻武，重唱轻做。均为男演员扮戏，建国后始有女演员登台演出。 　　晋北道情是我国北方道情的缩影，是研究民间宗教音乐和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