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比较经典论题当下意义.docVIP

文学比较经典论题当下意义 　　评论家李建军近年文笔纵横驰骋，日见精彩。其文章高产迭出，涉猎广博：着力最多者，是以系列文章潜心“重估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域外资源进行清理与反思；同时又一以贯之地以其愤怒与温情兼具的文字，践行当代作家作品批评；偶尔还腾出手来，对《史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经验与传统进行梳理与总结。在汤莎逝世四百周年之际，他又出人意料地完成皇皇一巨册献礼之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以下简称《并世双星》），再为自己的研读与写作别开新境，也给今天的文学、文化研究带来深长的启示，在确立文化自信、重建文学价值、体认普世文明等多个维度上，呈现出丰富的当下意义 一、比较文学惯常路径的 转换与文化自信的确立 几乎同时地分处东西方，却不约而同地著有《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剧经典；又在同一年辍笔离世，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就这样以惊人的历史巧合，被并观为闪耀于十六七世纪世界文化天宇中的双星。自从1929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并惊叹“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随后经过以现当代知名学者赵景深（1946）和徐朔方（1964）同名论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论著的推进，汤莎平行比较即成为一种通行的话语范式。尤其是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的徐朔方文《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跳出文本对作者所处时代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感受到思想解放时期舒展的学术风气，大大拓展了汤莎研究的视野。但梳理学术史即可发现，既往的研究，大体未能跳出发掘二人在戏剧形式、人物形象、主题、风格等方面相似性的平行研究之窠臼。而因为百年来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受制于西方中心论而生发出的本能应激反应，受中国学人群体中大面积流行后殖民意识、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这种汤莎平行比较研究，常常在意气之争中或隐或显地追求“一比高下”。世界主义者以科学和理性自居，坚决否认汤显祖的普世意义；民族主义者则秉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信条，力证汤剧的独特艺术魅力。及至近年大力倡导文化“走出去”战略，这种汤莎高下比较更是趋于炽热与焦虑 放眼汤莎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并世双星》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坚决矫正了文学比较研究惯常的“比个高下”的路径与方向。著作开头，李建军即开宗明义地以“兰有秀兮菊有芳”作譬，表达自己对如何比较与评价两位巨擘的态度：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并世双星”的伟大之同与风格之异，而不必在他们之间，强分轩轾，妄别高下。对于汤莎二哲孰高孰低而耿耿于怀，尤其是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汤显祖自有其无可替代的特点与价值。所处时代制约着作家的写作，加之文学语言具有不可通约性，“与其汲汲于如何走出去，从文化上征服别人，从而获得某种心理上虚假的补偿性满足和文化上无意义的象征性自信，还不如从写作与时代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一下畸形的时代是如何压抑和窒碍了汤显祖的写作；或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一下汉语文学走出去的可能性有多大。”①作者以这种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存异而并观的方式，以“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伯特兰――这种平等的交流与深入的研究，正是当下中国文化界迫切需要的做法，体现出真正的文化自信。2015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伦，在题为《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的演讲中，提出中英两国共同纪念汤莎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并世双星》正是以一种认同文学、文化丰富多样性并相互学习的态度，践行这种开放、包容的时代价值观。李建军并由此就汤莎比较进一步表达自己对“文化自信”的看法：“越是虚弱的文化，越是渴望他者的认同。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一方面是对他者文化的傲慢；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卑，一方面又表现出虚妄的文化自信。文学上的走向世界的焦虑，其实反映的是文学之内以及文学之外的严重的自卑和不自信。镇定的反省和谦抑的自持，乃是应对和克服焦虑的积极心态和有效策略。欲借文学上的流于形式的走出去，来获得象征意义上的存在感和价值感，来克服渗入到文化结构内部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自卑和焦虑，注定是难以济事的。”（第16页）从晚清开始的中西体用之争，再到今天的“河东河西”论，百年来，“走向世界”的中国一直面临着文化主体自我确认与他者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李建军对汤莎比较的态度与看法，清醒平和，体现出他在文学文化比较方面的理论洞见，在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当下，更具有平矜释躁的现实意义 二、汤莎文学观念的发覆与 ??代文学价值的重建 以“各美其美”的态度观照“并世双星”，并不是无原则地搁置文学的价值评判，也不是仅仅出于应时应景而进行一次比较文学的出色演练。以汤莎为参照与标杆，在在可见李建军追求在纷纭浮华的当代重建文学价值观念的鲜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