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血荐轩辕——论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docVIP

我以我血荐轩辕——论留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 周棉 留学生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它在近代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早就指出，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敏感，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这一时期的留学生群体不仅有其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新思想、新文化，还由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残酷现实和环境所致，具有比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比拟的反帝救亡意识。 当时有人指出：“欲不使金碧山川黔然黯然，长掩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乎游学。”因此，出国留学的人们一开始就深深地为救亡意识所支配：先救亡图存，挽中华五千年文明大厦之将倾，然后更新发展，使东方雄狮再度啸傲于世界，乃是大多数留学生的共同心愿。所以，虽然作为个人的留学生之出国动机、政治倾向、国家意识、民族感情、学术思想、专业特长千差万别，需要具体分析，但就群体而论，忠于祖国母亲，热爱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却是其出国学习，回国效力的主导精神。 一、大多数留学生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出国，有较自觉的为国争光的意识，出国后又能够如饥似渴地学习，而且在学成以后纷纷回国服务，显示和增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的留学生如容闳、留美幼童以及福州船政学堂的赴欧留学生，因时代尚未开化及年龄幼小等原因，出国时还大都缺少自觉意识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后，随着列强野蛮贪婪的割地狂潮，出国学习以救亡图存已成了举国上下的共识：“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乃如求药之人。”抱着“求学以求药”之精神，试图通过留学来寻求救国救民之良方的出洋者日益增多，即使对昔日待之如徒弟的日本，也不得不屈驾忍辱东渡以求师问道。留日人数从1896年的13人猛增到1908年的8000余人，费正清称此为“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出洋运动”。像黄兴、宋教仁、于右任、陈天华、秋瑾、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鲁迅、李书诚等都是这期间出国的。曾参加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回忆说，他留日时刚结婚几年，有一子一女，“实在不忍分离，但是为了挽救祖国危亡”，“我没有因儿女私情动摇上进的决心”。鲁迅在日本所写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也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的体现，并且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使命感依然不减。1935年，钱学森出国时的心情是：“中国混乱，豺狼当道，暂时到美国去学些技术，他日回来为国效劳”。 由于把留学与挽救民族危亡，建设新中国联系在一起，大多数留学生都能勤奋刻苦地学习，一部分人还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据袁同礼编《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统计，在1905一1960年的55年中，共有2761人在美国的88所大学，而且大多是美国的名校获博士学位。在这些留学生中，1948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后又留在大陆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就有：秉志、姜立夫、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庄长恭、茅以升、马寅初、曾昭抡、竺可祯、侯德榜、张孝赛、金岳霖、冯友兰、赵忠尧、李方桂、邓叔群、俞大绂等。另外还有周培源、钱学森、潘菽、侯学煜、邓稼先、杨石先、傅鹰、袁翰青、汤飞凡、江泽涵等杰出人物。 更需肯定的是，那时的留学生们不管学业如何、待遇如何，都能学成回国，很少滞留海外，国家的观念特重。1937年的《清华同学录》共载出国留学生1152人，其中学成回国者有1132人，回国率达98%以上。像上述诸位院士、学部委员等，在海外大都已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受到了国外某些学校、部门的器重，但他们根在中国，魂系华夏，都先后回到了多难的祖国。例如物理学家、教育家周培源1946年受聘于美国海军之前，就明确告诉对方：不因受聘而加入美国籍，而且时间只能到次年他加入中国学术代表团去欧洲参加国际会议为止。后来，时间一到，他果然携带家小回到了清华大学，虽然身为教授，年薪仅为300美元，而当时他在美国的年薪为6000多美元(相当于现在的8万多美元)。有的留学生还是克服了重重阻挠之后，才得以回国的。钱学森回国的经过已众所周知，此外，像中科院院士毛汉礼、王世真、林兰英等，也都是冲破种种束缚之后才得以回到祖国的。还有的留学生因国内需要，不等拿到学位就提前回国了，如天文学家王缓绾即是其中之一。对此现象，笔者曾访问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2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95岁高龄的陈岱孙先生，问及当时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爱国，他说：“这很简单啊，我们当时就是怕亡国，怕当亡国奴，想早点回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