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雕塑：要说出自己的方言.docVIP

城市雕塑：要说出自己的方言 　　近日，北京天通苑东区花园内陆续竖起近20个现代艺术雕塑，他们以形态各异和夸张的人像为主，有穿大喇叭裤的男子，也有裸体的女人，还有光着身子的小孩，雕塑一“出”，立即引来口水无数。 　　有人认为，这组雕塑表现了一种天然的亲情，并没有色情和粗俗的成分；也有人质疑，这组雕塑体型巨大，摆放位置不合适，与周围环境不协调。同时也有人指责：题材和内容太前卫，在小区出现感觉有点不伦不类。更有人称这些雕塑是一群装脱俗的人创造出的“北京公园里最恶俗的裸体雕塑”。这些争论再度引发了人们关于城市雕塑的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雕塑？ 　　 　　 　　关键词：萌芽 　　“城市雕塑”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它与近几十年世界上流行的“公共艺术”“环境雕塑”等概念有着侧重不同但又相通的含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城市雕塑基本上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才有的。中国虽然有着非常好的陵墓雕塑传统，但是作为一门公共艺术的城市雕塑，我们却缺少这样的传承。 　　我国的城市雕塑始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学者把西方的雕塑艺术介绍到中国，做了一些以人物纪念雕像为主的雕塑，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雕塑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雕塑艺术受苏联影响较大。“高踞架上”的外在形式与“展出收藏”的服务目的是城市雕塑的主要形态，露天摆放的则都是政治题材的大型作品，无一例外的高底座、大尺寸，只能供人仰视，与普通市民有着很大的距离感。 　　改革开放以后，雕塑的新概念渐次进入国门。1982年，经刘开渠等四位老雕塑家建议，中央领导批示各地要发展城市雕塑，雕塑艺术真正为群众服务、为环境服务的历程才告开始。 　　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雕塑在全国来说起步比较早。 　　1982年先从“边边角角”入手，做了正义路的“少女”、美术馆绿地的生活化组雕，虽然仍属“架上作品”，但底座已开始降低，亲民化色彩明显加强。 　　1985年，北京提出“城市雕塑要占领要冲”，同年即完成了复兴门桥头著名的“和平”“海豚与人”两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上乘的城雕作品。 　　1993年，首都城市雕塑委员会与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了《北京城市雕塑建设规划纲要》。 　　1996年成立了首都城市雕塑建设领导小组，尤其是从1995年推出城市雕塑三年规划以来，大大推动了北京的城市雕塑工作，北京市陆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雕塑作品。北京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化云告诉笔者，从类型上看，这些雕塑大致分为四种。 　　――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意义的纪念性雕塑。 　　如长安街上的“中国风”“马踏飞燕”“龙”“蒸蒸日上”“东方神韵”“书”“南极石”等、抗战馆的“抗战群雕”“铜墙铁壁”、国家体委的“奥运精神”，还有位于海淀区的“腾龙升空”、丰台区的“光彩纪念碑”、密云区的“拓荒牛”、顺义区的“焦庄户造像碑”等。 　　――反映历史和区域文化特征的标志性雕塑。 　　如宣武区的“蓟城纪念柱”、密云县的“京华水源头”、大兴县的“绿海田园”等。 　　――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历史人物和当代英模人物雕塑。 　　如毛泽东、李大钊、孙中山、屈原、鲁迅、时传祥、张秉贵、小萝卜头等。 　　――美化环境的园林艺术性雕塑。 　　如通县同心花园、西城区人定湖公园、石景山区雕塑公园的一些雕塑，还有“和平”“海豚与人”“青春”“四季长安”“祖国的春天”“腾飞”等位于社区、道路、广场的艺术雕塑。 　　这些雕塑作品通过凝固的形式，展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立体教科书。 　　 　　关键词：乱象 　　现年70岁的曹春生早年师从雕塑泰斗刘开渠，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谈起国内城市雕塑发展的总体状况，这位老雕塑家坦言：好的作品不少，但更多作品“不太好”，甚至“很不好”，是城市垃圾。 　　事实上，如此尖锐的批评并不只曹春生一人。一项广为媒体引用的数据是：上海对本市城市雕塑进行普查，结果平庸的占80%，优良的占10%，低劣的占10%。难怪曹春生坚持认为，城市雕塑“不是一件谁都能干的事情。” 　　1993年，文化部、建设部联合颁布的《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规定，城市雕塑的创作设计必须由持有《城市雕塑创作设计资格证书》的雕塑家承担。但种种因素导致这条规定从来就没有真正落实过。 　　现实的状况是，创作人员的市场准入管理相当混乱，大量不具备专业素质的人在搞创作，一些包工头、民间石匠、美术爱好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到处承接城市雕塑业务，有的城市甚至出现了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操刀搞创作的现象，许多雕塑成为领导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是当前城雕总体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在全国城市雕塑委办公室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白一看来，城市雕塑在上世纪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