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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而非愁与乐而非乐 　　摘 要： 古体歌行这种诗体，源出于古代乐府诗，建安以后，文人摹拟乐府歌唱，或沿用乐府旧题，或另立新题，统称之为“歌行”。李白继承发展了这一创作传统。他的歌行，有的仍用乐府旧题，有的则据内容另立新题。他的创作，在形式上更为自由奔放；在艺术表现方面，更是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风骚”的比兴体制，从而使诗歌的意境、意向更加完美。本文列举其代表作《蜀道难》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意逆志”探讨其中“愁而非愁”和“乐而非乐”的情绪。 　　关键词： 李白 《蜀道难》 《梦游天姥吟留别》 愁与非愁 乐与非乐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以近体格律诗定型为标志，多种体裁都趋向成熟完备了。但各种体裁相比较而言，就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力度、广度而言，仍以容量大、形式自由的古体歌行为优。伟大诗人李白，其代表作就差不多都是古体歌行。古体歌行这种诗体，源出于古代乐府诗，建安以后，文人摹拟乐府歌唱，或沿用乐府旧题，或另立新题，统称之为“歌行”（中唐的白居易将写时事的歌行命名为“新乐府”）。李白继承发展了这一创作传统。他的歌行，有的仍用乐府旧题，如《蜀道难》；有的则据内容另立新题，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的创作，在形式上更为自由奔放，在艺术表现方面，更是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风骚”的比兴体制，从而使诗歌的意境、意象更加完美。 　　提到李白，常要用浪漫主义来概括他的诗歌风格，所概括的特色不外乎这样几点：一是作品中强烈的主观色彩，作品中融入了他的理想和个性；二是作品中的意向往往超越现实；三是夸张和想象以极为大胆的形式出现，将普通的事物变为令人惊叹的形象；四是语言的自然率真、朴实奔放，富有激情。论证上述四点特色时，总要以《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为例的。这两首诗，确实是李白最优秀的代表作，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但笔者不想以那四种特色作标签式的分解，姑且“以意逆志”，试作探析。 　　一、一入长安后的奇葩――《蜀道难》 　　这两首诗虽然被人们广泛研究，似难有新意发现，但尚有不少遗留问题。 　　关于《蜀道难》的争议主要在写作时间和创作目的上。这两点自唐以来便众说纷纭，詹?A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中列举众家说法，较为详备，并综合成四说，其他说法概不出乎其外：其一、罪严武；其二、刺章仇兼琼；其三、谏阻玄宗幸蜀；其四，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对这四种说法，詹?A先生一一加以清理和辨析，大概总结起来是这样的：玄宗幸蜀是在天宝末年，严武镇守蜀地则是在至德以后，而《蜀道难》一诗已经见于唐人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１］。这本集子根据殷?[的“序”，选诗的范围是从甲寅起，到癸巳终，也就是从高宗永徽五年，到玄宗天宝十二年为止，所以《蜀道难》最晚也应该在天宝十年以前成篇。那么其一、三两种说法就不攻自破了。詹?A先生又依据史传，考证章仇兼琼镇蜀虽在开元末年，但是并没有飞扬跋扈的事迹，若说《蜀道难》影射他如豺狼当道，也不可信。对于前人意见的整理，大致如此。而对第四种说法，尚有争议。不过古时的诗评家大多认可李白乐府诗比兴寄意的规律。王世贞在《艺苑卮言》［2］中说：“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己才发之。”胡震亨在《李诗通》［3］中说李白的乐府诗：“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未有。”李白自己也曾在《幽涧泉》［4］一诗中，透露过他的古风和乐府诗的特点是：“幽涧泉，鸣深林。”可见，李白的乐府诗多是比兴言志的，那么这乐府诗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作《蜀道难》，又怎么能是例外呢？可见前三说已经是毋庸置疑不可取了，下面略承拙见，供方家指正： 　　首先，在天宝初年的时候，李白曾将这篇作品呈给贺知章，并获得极高的评价。这一点不仅仅在孟?さ摹侗臼率?》［5］中有明确的记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6］。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 　　李白也曾在自己的诗歌中，谈到拜会贺知章的事情。他的《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7］的“序”中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中也说：“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而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8］中也说到：“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而贺知章正是自称四明狂客的。但是，李杜的诗中都没有明确说到，贺知章读的到底是不是《蜀道难》。不过五代时候的王定保的另一本史料笔记《唐摭言》［9］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太白自蜀至京师，以所业贽谒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曰：‘公非人世人，岂非太白精耶？’”这段情节与《本事诗》的叙述，大同小异，故一般人认为《蜀道难》就作于天宝初年。但我们可以设想，见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