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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间显功力　宏论中传经典 　　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热点。从古至今对杜诗的研究从未间断。作为杜甫晚年创作重要时期的夔州阶段一直广受关注。甚至早在宋代就引发过争论。推崇杜甫的黄庭坚称：“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对此，朱熹却表示异议：“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前此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观场耳。”(《清邃阁论诗》)对夔州诗的评价意见相左，引起了后人的研究兴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各种角度切人对夔州诗进行研究的论文近百篇，1984年即举办过杜甫夔州诗学术研讨会，1999年成立了夔州杜甫研究会，成为杜诗研究的一大热点，在此课题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略感缺陷的是，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或注重考据索引，或关注艺术形式，即便是内容研究也偏重于社会政治层面，对诗人深层心态的理解普遍笼统单一；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角度不同，也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的观照。近来偶然拜读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一书，深受教益，书名虽谦称“疏论”，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别具匠心，弥补了此前的缺憾，给读者客观完整、生动形象地呈现了杜甫晚年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诗歌风貌，是一部融汇贯通、自成系统的研究论著。 　　此书体系严谨，分为六章，从结构上看，诗人的晚年行迹和心路历程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通过对作品的细致解构，兼以历史背景的深度阐释，作者敏感地捕捉到诗人人夔前后、在夔期间、出夔前后心态的不同变化，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变化的原因、应对的态度行为以及诗歌中的相应体现。论著线索清晰，脉络分明，深思明辨，创新迭现。现简述如下： 　　首先，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立足于人性的视角，不以主观意识随意拔高或扭曲，而是怀着尊敬之心，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及诗歌作品，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而不是长期被偶像化了的“诗圣”。作者认为，夔州时期的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破灭、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恐惧，使得诗人晚年回归到远祸全身的人身本位，走上了为农自给的道路；而在精神层面上，他却依旧保持着兼济的志向。以往研究者多强调“致君尧舜”的理想在杜甫身上的一以贯之，将笔墨聚焦于诗歌中那些儒家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内容，而乱世中一个病老迟暮的普通人的生存体验与情感波动。尤其是深层心态。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而此书作者心怀同情之理解，对人夔后长期陷于贫困又拙于生计、不得不寄食友人又饱受物质和精神双重折磨的诗人，进行客观的描述，如：“为了密切人际关系，杜甫不得不倾心交结。但他除了作诗一无所长，于是只能作一些让施主们感到舒服的诗。……杜甫是正直的人，但正直的人也要吃饭。对于无权无势又有求于人的杜甫来讲，写赞美诗、说恭维话是他可以用来密切人际关系的唯一手段，也是他获取衣食的唯一资源。”这种结论并非作者主观臆断，杜甫作诗称颂的对象之一――严武。在蜀川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恶行明确载于史籍。但诗人积极顺应的外在表现与其内心的矛盾痛苦是同时存在的，因而投射到诗中就有了“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郁郁久为客”、“悠悠常傍人”的无奈感叹。又如离开夔州到达江陵之后，杜甫曾试图找机会结交卫伯玉、写信向群公乞援，但却遭到江陵官府从上到下的轻慢对待。作者以杜诗文本中自比为狗的不同表述为证。认为由“天狗”到“乞食狗”到“丧家狗”，反映了杜甫心态的变化以及晚年的穷途末路。这些阐释加深了我们对杜甫晚年挣扎于生存边缘的艰难处境的全面理解。 　　第二，作者紧紧抓住研究中的问题，深入挖掘，提出了许多自出机杼的观点。尽管这个课题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但是具有争议、仍未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比如，杜甫人夔前后内心世界的深刻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促使杜甫走上为农自给道路的?杜甫在夔州归田意向的尝试为什么会失败?杜甫为何又会迁离夔州?杜甫晚年是否走上隐逸之路?这些问题是理解杜甫夔州时期诗歌创作的关键，并且越是显而易见，回答起来就越不容易。以往许多研究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多以模糊笼统的表述概括之，但本书论者却以问题为切入点，层层剖析，全面思考，以探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最典型的如分析杜甫离开夔州的原因，学界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是认为杜甫是为了到江陵与胞弟杜观团聚，一是认为杜甫打算由江陵借道襄阳返回中原。本书作者在对前人观点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杜甫对夔州奇异风俗和饮食起居习惯难以适应；二是夔州治安混乱，缺少安全感；三是夔州轻儒重商，夔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冲突，杜甫对夔州商业文化不能顺应与认同。从夔州风俗及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解释更为周全而有说服力，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又如，许多论者认为杜甫离开夔州后一度走上隐逸之路，这是根据杜甫诗中对隐逸的种种设想而作出的结论，但作者举证认为：从杜甫的一些诗篇看，他在湖南漂泊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