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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震撼有时疑 　　摘要：本文作者读毕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顿觉震撼。作者首先大略回顾了此书内容与观点，然后对书中的疑惑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文化　，权力与国家》　脉络　疑惑 　　 　　在读过的历史书籍中，印象殊为深刻的有两本，一本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本是手头的这本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如果说前一本书主要是以其全新的书写历史的方法让我目瞪口呆的话，那么后一本书则更多的是以其实证风格和观点的新颖性、洞见性及穿透力让我震撼。 　　杜书很薄，不足一百三十页。但就是这么薄薄的一本书，眼光独到，新见迭出，读来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作者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主要资料，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叙述和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因作者的研究对象为华北乡村，所以这种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权的下沉，即政权向基层的渗透与扩张)对华北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通过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揭示出国家政权内卷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了现代化建设如何与传统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问题。以下是对该书脉络的一个简章的梳理。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作者认为：“马克思和韦伯，以及西方第一代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在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把晚清以前的帝国政权看得过于强大，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视为国家的附属物，乡村权力结构似乎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20世纪60年代，“这种旧的附属模式被西方第二代史学家主张的乡绅社会模式所取代，这种观点将封建士绅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他们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利益的代表。他们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起着平衡作用，即当专制皇权强盛之时，他们平衡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利益，但在动乱和王朝衰落之时，他们便倾向于代表地方与自身的利益”。然而杜氏认为乡绅社会理论也有缺陷，主要是未能解决传统国家权力如何渗入乡村，以及乡绅权力来源的问题，鉴于此，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 　　作者通过对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的考察认为，权力作为一种“个人、群众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事实上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很难明确分割。它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组织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而文化正是扎根于上述组织(网络)并为组织成员所认可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习俗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比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如关帝、龙王等)，从而赋予文化以一定的权威，使之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由于文化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和象征性符号都护佑正统秩序”，乡村社会中往往存在不一定合法的非正规领袖，而封建国家权力在借助文化网络渗入乡村时。也力图迫使文化网络中各种规范为自己服务。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动机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个人威望、家庭荣耀，并向大家负责的考虑。作者证明。直至19世纪末，在华北，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都严重地依赖文化网络建立自己的权威。 　　进入20世纪。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加快。实行国家政权下沉，改变以前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相互疏离的状况，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支付巨额赔款的现实需要。在华北，尽管各级政权都在急剧更替，但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社会基层和吸收下层财政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不论其目的如何，它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的最有效的手段。 　　问题在于，以政权下沉和吸纳下层财政为政权建设的重心。导致了对政权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权的合理化与官僚化――着力不够。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的举措失误最终使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适得其反。该书认为20世纪国家政权在华北地区的扩张未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权威，而是采取了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的做法；加上为扩大军事与民政财源，大举无常地进行超过田赋数倍的摊款(此时因人口膨胀，资源平均占有减少，人均财富远不如从前)，民众不堪忍受。而为了反击乡村社会因抵制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兴起的各种斗争，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以赢利型经纪人(亦称掠夺型经纪，指从前知县下面的各级吏役一类人)――吏役来征收赋税。迫使原有的乡村内生保护型经纪――士绅纷纷下台和出走，从而使政权失去其合理性而丧失人心。 　　与此同时，国家政权却迟迟不能将这些赢利型经纪人，即县以下的区乡下层行政官员官僚化，这一过程直至日军入侵之后才大体完成。但即使在县一级有限地实现了官僚化。它也未能彻底淘汰赢利型体制。这样，一方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