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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籍考对于现今高考制度的启示 　　摘 要: “商籍”的产生、发展演变是各种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它是在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学额、一种科考凭证, 其产生方便了商人及其子弟,不用长途跋涉回乡应考,也促进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及商人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同时,“商籍”的产生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对于今天的高考制度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明代“商籍” 作用 启示 　　 　　关于“商籍”,学术界有不少研究涉及,现在对此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商籍”是一种资格凭证,是万历年间为照顾长期在两淮、两浙经营盐业,并在当地居住附籍的盐商及其子弟在科举方面的需要,朝廷在行盐地的府州县学为他们特设官学学额,并准其参加附籍地的科试,能取得这种学额和考试资格的凭证,叫“商籍”。明中后期,这一名词在一些地方文书、史志中出现,到了清代更发展为一种户籍类型,写入国家的法律典籍之中。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拟从梳理各种史料出发,论述明代“商籍”整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了解其发展演变的推动力,以及对明中后期社会的影响,为了解明清科举制度、商人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等问题奠定一定基础。此外,“商籍”的产生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对于今天的高考制度有一定的启示。 　　一、“商籍”的产生 　　在中国古代试子的籍贯是非常重要,从童生试到乡试、会试甚至到殿试,试子的籍贯都有可能影响到其录取。早在宋代已经规定士子户口不得自由迁徙。明代科举也规定了考生童生试和乡试必须回原籍应试,亦不得擅自改其籍贯:“一,应试,……各具年甲、籍贯、三代本经县、州申府,府申布政司乡试。”“国家取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要求试子从童生试开始,一不能遗弃原籍,二必须回原籍参加考试。在明代原则上不承认在原籍所在地以外地方应童生试、乡试,到了会试和殿试也不能。 　　科举考试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流动性增大,一个人可以有多个移居地,如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汪有功,在(康熙)《仁和县志》中写到他是歙县人,在(康熙)《两淮盐法志》中他有寄居两淮的身份,但在(同治)《两浙盐法志》中记载他是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科浙江乡试举人,《明代进士题名碑录》中明确记载他是仁和籍,其实两个《盐法志》并不矛盾,汪有功家是行盐的,既曾在两浙盐场经营,也曾经在两淮盐场经营,他家居住在两淮地区,而他本人则在仁和入籍参加考试,可见,商人特别是当时实力最大的盐商迁徙频繁。外来移居商人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如税收、籍役无法得到保证,地方治安难以维持,等等,于是明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如要求商人“占籍”、“寄籍”等,这种对待商人的特殊户籍制度,反映在科举制度方面,政府的措施就是设置“商籍”。 　　盐法制度也是“商籍”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者许敏提出:“(明代的)‘商籍’是有特定含义和局限性的专有名词,是大盐商在科举中的特权。”弘治五年,实行了“开中折色制度”,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行盐,这样盐商直接定居在行盐地即可。于是便产生了势力非常大的盐商在行盐地定居的问题,有了他们及其子弟在移居地参加科举的问题。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紧密相连,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代“商籍”为什么只适用于大盐商及其子弟,也不难理解“商籍”为什么首先产生于行盐地两淮和两浙了。 　　二、两淮、两浙之“商籍” 　　根据嘉靖年间两淮地区在《比例建学养育人才以励风教疏》中要求两淮如河东运学制,建立“运学”,可知“商籍”的产生是以“运学”为比照、参考的。河东运学是元代河东盐场专门为盐商及其子弟设立的,其学生为“运籍”,允许在其所属运司应试。其创立的目的是“建有专学,则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类”。史志中记运学为“童试十取一”,童生试中给予盐商不用回原籍地及较高的录取率,但在此之后,更为重要的乡试在史志中则没有提及,且运学时开时废,其影响力远不及它的后来者两淮、两浙之“商籍”。 　　(一)两淮地区“商籍”的设置 　　两淮“商籍”是在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八月由巡盐御史蔡时鼎奏议,“采御史蔡时鼎议许扬州商灶子弟于运司应试,提学官一体选取入学”,并得到朝廷批准实行的“先朝万历年间设有商籍,每试许西商入泮者十四人,灶六人”,学术界对此没有异议。而讨论得更多的是在两淮地区“商籍”的实行“且有西商,无徽商,亦偏而不全”。对此原因的分析,藤井宏认为:“万历年间两淮的设立‘商、灶籍’,系由于山、陕商人的积极活动而实现的,是以两淮的‘商籍’几乎为山、陕商,特别是其中的大姓所独占。”是山、陕商人对徽商排挤的结果。我认为有道理,因为在此以后山、陕商与徽商之间的矛盾还不断爆发,不断针对此问题进行斗争,雷士俊的《增建两淮运学议》中反映的便是山陕商与徽商斗争的其中一次,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