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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子私学刍议 　　摘 要: 自古以来,我国传统社会的广大女性便被剥夺了在正式学校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权利,民间私学是她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然而,我国古代女子私学长时间或处于零星和散漫的状态,或大多控制在贵族和上层知识精英手中,真正成规模、多层次的兴盛且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和潮流,则始于明代。明代女子私学的主要特质,一是“兴盛”性,二是普及性,三是形式的多样性和学习内容的多元化。 　　关健词: 明代女子私学 兴盛 特质 　　 　　我国女子文化教育不成制度,广大女性被传统社会剥夺了在正式学校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权利。但绵绵数千年,不少女子经过种种努力,能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其中女子私学是她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所谓女子私学,是相对于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办正式学校,以及唐宋以来名家硕儒所主持的书院正规教育而言的,主要有“家传”和“师授”两种形式。女子“家传”主要指父母或其他长辈亲属亲自传授知识给女儿或晚辈女性,“家传”主要在仕宦贵族、知识精英、文化世家中发生。女子“师授”,主要指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宗族请教师来教育女儿或同宗女子,先秦时代有所谓“傅母”、“师母”,后来发展成为明清两代极为普及的私塾,成为政府官办教育之外的一种主要教育形式。然而,我国古代女子私学长时间或处于零星和散漫的状态,或大多控制在贵族和上层知识精英手中,真正兴盛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和潮流,则始自于明代。晚明文学家葛徵奇在谈到明代女子文教兴盛的盛况时曾说:“国朝以文明御宇,里歌巷诵,渐被士女。历三百年间,名媛闺彦,项背相望,自江南北以及吴、越、鲁、蜀,声播金石,为一代鼓吹,猗与盛哉!”[1] 　　一 　　明代的知识阶层和文化世家十分注重对女性的文化知识教育,教师的担当者一般为女子的直系亲属,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舅父母、叔伯父母、兄弟姊妹等,形成明代女性教育的“家传”风气。明初著名女诗人朱妙端,“号静庵,海宁周教谕济之妻也,父祚,尚宝卿”,“幼颖悟,得其家学,以诗鸣于时”[2]。明代有一位蒋姓烈妇,“幼颖悟,喜读书”,常向学馆中读书的弟弟讨教,于是“久之遂成文”[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中也多有女子受“家传”教育的记载,仅抄一例: 　　“林??:??,字美君,福清人,姓王氏。父雪窗,为番禺尉,生美君于官,爱而教之以《孝经》,六岁即能通晓。” 　　晚明吴江叶氏家族的女子“家传”教育堪称其时之典范。叶绍袁、沈宜修夫妇分别出身于苏州吴江两大文化望族――沈氏和叶氏家族。晚明吴江沈氏不仅科名显赫,代有闻人,且以戏曲传家。晚明著名戏曲流派“吴江派”主要为沈氏所创。晚明吴江叶氏也是一科考世族,叶绍袁本人则举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进士,仕至虞衡司主事。受家学影响,叶绍袁、沈宜修夫妇十分重视子女的“家传”教育。叶绍袁回忆其教长女叶纨纨诗文时说:“汝年三岁,教汝读《长恨歌》,不四五遍,即能朗诵,无不惊汝以为奇慧。十三四岁学为诗词,越今十岁矣。”[4]叶家三女叶小鸾自小过继给舅父沈自征,自征视如掌上明珠,以诗书教之:“汝生六月,襁褓而来,眉目如画,宛如玉人,群从昆季,见者靡不啧啧称羡。迨三四岁,口授《万首唐人绝句》及《花间》、《草堂》诸词,皆朗然成诵,终卷不遗一字。”[5]正是因为叶氏长辈对子女的悉心教育,才培养出像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这样一代才女,也方能形成叶氏家庭一门联珠、迭相唱和的浓郁文艺氛围。 　　读此,我们可以约略体会明人“家传”女子文化的具体情形,也可以约略感受明代女子“家传”教育盛行之实况。 　　明代社会家庭与宗族延师授教或组织私塾的风气相当浓郁,这又为女子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途径。由于这种“师授”教育的方式比照“家传”教育更趋向正规化,又令家长省心省力,因此明代多数重视知识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更乐意选择这种教育方式。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女官传》中记载其广东番禺同乡、明初宫廷女官陈二妹受文化教育的情况时说:“甫能言,窥父书卷,指教数字,皆不忘。七岁就女师,闻爱亲敬长之言,必反复致问,《孝经》、《内则》、《列女传》、《女诫》诸书,莫不潜心究之。”[6] 　　明代闺秀这种从小接受塾师传道授业的风气,于明代一些小说、戏曲中也有所反映。如汤显祖《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就生动地描绘出明代女子“师授”教育的基本情况。一开场塾师陈最良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他在向杜丽娘讲解《诗经》时说:“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源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尽铅华,有风有化,宜其室家。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二字,付与儿家。”尽管陈最良多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道统教育杜小姐,可这样的教育也使杜丽娘接触到我国古代最基本的典籍,让她掌握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