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杭州书画鉴藏家群体管窥(上).docVIP

明末清初杭州书画鉴藏家群体管窥(上) 　　明末清初是中国鉴藏史上的特殊时段。明中期以后，嘉隆、万历诸帝因国库空虚，竟将书画当作“以充武官岁禄”， [1]致使大部分内府古玩书画逐渐流散在外，极大地充实了私家收藏。至清初时，全国尚未统一，朝廷对书画无暇顾及，达官显贵一旦仕途败落，便落得抄家充军，其家藏被商人和鉴藏家以高价或低价购进。因此，清朝著名鉴藏家曹溶不无感慨地说：“二十年来内府真迹流落人间，自右军以下至于子昂、伯机所见五、六百卷，大有古今不相及之叹。”[2]大量的藏品流到市场上，进入古董商人和普通百姓之手，导致“沧桑后，世家所藏，尽在市贾手”，[3]由此出现了私家鉴藏的繁盛时期。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特别突出，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群体和地域特色的艺术品市场。 　　而杭州作为江南重要的城市，既有发达的经济,又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秀丽的自然风光，艺术市场自古就显得十分活跃。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以店铺和集市贸易形式的艺术品市场，且得到了皇家的直接赞助。明末清初时的杭州更是和南京、苏州等地，成为江南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中心。究其原因，除了杭州本身的特质外，亦和当地众多的鉴藏家在书画市场中的活动是分不开的。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探析，以便能梳理出杭州鉴藏家群体大体的脉络和特点，以及这一时期杭州地区书画市场的状况。 　　 　　明万历时的杭州作为东南一大都会，是“民萌繁庶，物产浩穰”之地。[4]当时杭州市场上店铺林立，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贩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5]杭城以经营茶叶、丝绸、盐闻名于世，又是全国丝织、棉布、锡箔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杭人以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故明代文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吾浙富厚者多以盐起家，而武林贾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乏”。[6]杭州重要的景点――西湖，以优美的风景闻名于世。南宋覆灭后，作为都城的杭州城未遭到较大战争的破坏，西湖的游览胜事仍不减往昔。其旅游业的线路已形成并定型化，景观不断增多，且设有特色的旅游项目。1547年，钱塘人田汝成出版了专著《西湖游览志》，记录和介绍了杭州可供游览的景点。这从侧面验证了当地旅游活动的兴旺。 　　此外，发达的交通网络更为杭州的经济、旅游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物资与人员流通变得顺畅。当时杭城“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故“四方之游士贾客，肩摩踵蹑”。[7]美丽的西湖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涌而至，每当“二月，作胜会于苏堤。城中括羊角灯、纱灯几万盏，遍挂桃柳树上，下以红毡铺地，冶童名妓，纵饮高歌。夜来万蜡齐烧，光明如昼。湖中遥望堤上万蜡，湖影倍之。萧管笙歌，沉沉昧旦”。[8]西湖的艳丽让前来旅游休闲的人们深受感染，谢肇?J在《五杂俎》中说道：“余尝谓住西湖之人，无人不带歌舞，无山不带歌舞，无水不带歌舞，脂粉纨绮，即村妇山僧，亦所不免”。[9]张京元更是这样描绘晚明西湖的情景：“西湖之胜，在近；湖之易穷，亦在近。朝车暮舫，徒行缓步，人人可游，时时可游。而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无论意不在山水，即桃容柳眼，自与东风相倚，游者何曾一着眸子也”。[10]其奢华休闲气质可见一斑。 　　为了适应旅游活动的开展，西湖的游船亦颇有特色。其湖上的船舫“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侍美人”。[10]人们聆听戏典，品赏字画、诗歌雅集等活动纷纷移至湖上画舫进行。文人墨客在水上尽情畅游。可见为了适应奢侈的生活方式与艺术娱乐的需求，游船的用途也是多功能的。 　　这时期的杭州又以佛事圣地而远近闻名。杭城自唐宋以来遗留下来的寺庙不计其数，在张岱《西湖梦寻》中记载的就达二十多个，包括玛瑙寺、昭庆填充、玉泉寺、集庆寺、灵隐寺、施公庙、法相寺等。杭城人也大都信佛，所以张瀚指出：“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质朴而尚靡丽，人颇事佛’。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若事佛之谨，则斋供僧徒，装塑神像，虽贫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祷忏悔，诵经说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计也”。[11]众多的佛宇寺庙引来了周边及各地的人们前来朝拜旅游，因此杭州的香市相当发达。 　　杭州休闲奢华的气质及诸多的优势，汇集了大量的富商巨贾、文人士大夫、画家和名妓等阶层的人。他们有的做短期旅游，有的寓居湖畔。为了满足奢靡的生活和理想中的意境，营造了各式园林，故杭城园林的数量相当众多。其南屏山一带是明代文人园林别业最密集的地方，如孙太初别业、黄汝离读书处－寓林，虞淳熙读书林，包涵南庄等。文人雅士在欣赏湖光美景的同时，彼此邀约往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交际网络。 　　这些人时常举办各种雅集，并请画家现场作画。有一次他们在定香桥畔不期而遇，于是在一艘名叫“不系园”的大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