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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法艺术品的市场及其价格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成就。其中能把书写变为一种艺术，进而成为商品流通和买卖的书法作品，想必是中国的独创吧。中国的书法市场在汉代已见雏形，即佣书取资。如《后汉书》所记：“刘梁字曼山，……卖书于市从自资”。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品市场得到长足的发展。六朝佛教盛行，抄写经书成为佣书市场的重要形式，他们按量写经收费。当时有位名叫刘芳之人常为各僧写经论，其“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可知已把书写变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唐宋书法继续发展，开始出现了润书市场，即书法作品已按润例收费。据《新唐书。柳公权传》说：“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不孝……凡公卿以书贶遗，盖巨万。”看来润书市场在唐代已具较大规模。市面上的“大王草书字(值)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一行真正”。大名家书法已有明码标价，如《圣朝名帖记》中就详细记录了许多书法名家的价格，褚遂良、颜真卿等大家墨宝市价每书一通碑黄金二百两，少者一百两。特别是宋人苏东坡书法广受欢迎，“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则时禁太严，尽行焚毁。至宣和间，上自内府搜访，一纸直（值）至万钱。”元代书法市场日趋成熟，元人写字卖钱已相当常见。赵孟?\的书法绘画价位均很高，人称其“亦爱钱，写字必得钱，然后乐为之书。”说明商业及市场意识在书法家的头脑中更为强烈。 　　明代是书法市场的鼎盛期。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书法市场发展迅速。明代中叶以后，私家艺术品典藏一跃而上超过了内府收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其中以江南最为活跃，其地人文荟萃，不仅有大批艺术造诣深厚的书法家，且亦有众多的富商巨贾等消费群体，尤其是嘉兴的收藏巨子项元汴，收藏的作品数不胜数，显著东南。加上大批专营书法与裱字的书画商人在市场上游走穿梭，起到了市场中间人的作用。在这些因素促成下，书法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 　　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定都南京成立了大明王朝。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明代多位帝王都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即着手文治，诏求四方善书之士充实宫廷，以写诏令文书。明代帝王诸如明仁宗、明宣宗，喜欢临摹“兰亭”。明神宗则自幼学习书法，不离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米芾的《文赋》等名作。在此众多的帝王影响和鼓励之下，当时的书坛名家辈出。明朝中期时，在苏州地区出现了吴门派书法，其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他们的书法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更讲求形式美和抒发个人情怀，影响甚广，所以当时有“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说法。 　　至明朝晚期，书坛还出现了许多风格独特和成就卓著的书法家。如徐渭、张瑞图、董其昌、陈道复、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这些名家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大都参与书法市场，因此明代的书法市场十分兴旺。其时除一般的专职的书法商人以外，在苏州、杭州、嘉兴、南京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开始出现了一些独立的书法经营商店，这些专门的艺术品商店已成为私人藏家获取藏品的主要场所。 　　在明代社会赏字藏画成为了一种时尚。“家中无藏字，不是旧人家。”一幅名家真迹挂壁，家中主人身价倍增。书法艺术品的交易普遍由专职书法商人经手，市肆操作，价格层次清晰，上升趋势亦较明显。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了嘉靖未年各地巨贾“不惜重资收购，名播江南。”明中叶以后，大批职业书法家涌入市场以卖书法作品为生，市场首重者为“明四家”的沈周、文徽明、唐寅、仇英等人。唐寅长期靠卖字画为生，如他作于弘治四年（1491年）《刘秀才墓志》中袁宏道评：“子畏原不知文，志铭尤非所长，而不乏求之者，想白雪无权，黄金有命也耶，一笑一笑”。可知唐寅即使为童年的好友刘嘉作墓志时，也得到相当的文润。沈周早已是“名噪寰宇，徽求过多而日不暇给”。至文徵明时代的苏州，经济异常繁荣，社会对书法作品的需求增大，“四方乞诗文字画者，踵接于道”，使得文徵明交易价格比沈周在世时还要高好，特别是其晚年“德尊行成，海宇钦慕.嫌素山积，喧溢里门”，以至于出现了“寸图才出，千临百幕，家藏市售，真质纵横”的作伪现象；这一时期书画作伪异常突出，临摹当代名家的作品的作伪者，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所谓“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一时砚食之士，沾脂泡香，往往自润”。 　　此外，仇英长期客居在大收藏家项元汴家，应项氏所求而作的《汉宫春晓图卷》，更是以两百金的交易价格创下了当时的新高。董其昌虽倡言以画为寄，却又说“亦不为虚套”，欣然收受他人的金钱物品。在一封信札中董写道：“鸿堂帖来裱者，壹两半，此画一价，惟兄所损。然勿得乞他人知也。”看得出由于生怕朋友告知别人实情，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十分保密。 　　除了江南地区，京城的书法艺术品市场亦相当兴盛，有些书家甚至自己京城开店卖字，马宗霍《书林纪事》中说：“洪季和钟崇仁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