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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邺嗣诗学思想探析 　　摘要：李邺嗣在清初宁波遗民诗人中占有突出地位。其诗多乐府，感怀家国，呜咽悲戚，能刊落凡庸。其论诗，认为诗歌应独具面貌。主张诗出性情，并通过增进学问以增强诗人驾驭性情的才气，进而使诗歌达到反映现实、意存讽刺的教化功用。李邺嗣的诗论及创作对清初宁波诗风兴盛具有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李邺嗣　崇尚陶杜　性情　正变说 　　 　　李邺嗣，原名文胤，字邺嗣，以字行，又字淼亭，别号果堂，宁波鄞县人。李邺嗣长于诗，与族兄李文纯、李文瓒并称“砌里三李”，均以诗文和民族气节为世所崇。康熙戊午(公元1678年)，以死力辞词科之举。浙东抗清斗争失败后，先后与梁以樟、万泰、徐风垣、高斗权等人组织南湖九子社、草堂诗社、鉴湖诗社等，赋诗言怀，长歌悲哭。寄托其悲愤之情，思国之意。又以元好问《中州集》例，以诗为经，以传为纬，编《甬上耆旧诗》，旨在借保存文献以维系一地风俗人心。李邺嗣一生著作颇丰。徐凤垣称其“几欲夺江南半壁以自霸”。其诗多古体，感怀家国，呜咽悲戚，苍凉而激越。黄宗羲对其诗文极为推崇：“吾友杲堂，横厉其间，如层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后，每篇见示，吾未尝不骇而喜欢入骨也。”论诗尊循古风，讲求“性情”，在清初诗学唐宋的畛域中可谓独立面貌。 　　李邺嗣学诗自唐人手。年十三岁，在其祖父李德升的引导下，始读《通鉴》，日诵唐诗数首，学为诗。汉以下诗家，李邺嗣最称陶公与杜陵，认为唯“二公俱诗之盛”。李邺嗣年十七，随父官岭外，其兄李文纯授其《杜工部全集》，李邺嗣自谓：“余舟中读之，遂能诗。”李邺嗣写有不少“和陶诗”、“集陶诗”，亦有法杜甫《秋兴八首》而作的《秋哭八首》、《甬上秋望八首》等庞大的组诗系列。其《秋夜读豫章王于一诗》：“书体甲子怀彭泽，泪洒关河对杜陵。”如此将陶杜并置于一联中加以标举，诗集中屡见不鲜。但李邺嗣崇陶杜并非只是简单地对二人描眉画角的效仿，相似多舛的身世命运使他找到了与陶杜情感上的沟通契合处。社事既屋，李邺嗣面对国仇家恨。愤而隐世，希冀将凋丧憔悴的精神心态寄托于安身立命的故土田园。其四言古诗《劝农》有小序曰：“《劝农》六章，示同乡也。既返故褐，日归草堂。昔学为农，再告邻曲。”似是劝导乡党远离世事，效陶公躬耕南山，自抚心灵。于此相应，他推崇性质自然、抱朴含真的人品和诗风，“诗心遥遥。然不作词家一揣摹陈句，宿尘悉除，妙气来宅。论其诗格，如芙蕖出水，如菊澹无言，此其意岂肯求人知者，宜其淡淡然绝不自名其诗也”(《蔡子佩诗序》)。李邺嗣曾称道钱退山之诗，谓：“独能刊落世华，清音宛转，如竹寒菊淡，风流窗然。”(《潘孟升诗集序》)认为真正有才气的诗人可以极近自然可爱之妙，诗歌能以外在的平淡、枯癯包裹内涵的丰腴、绮美。落尽华芳，方能造平淡之境，只有菁华已竭的诗人，才会用“极尽雕缋”的形式美来掩盖自己才气的缺失。 　　“人淡如菊”是李邺嗣心仪瓣香的人格范式，但若知晓其追求平淡的真正旨归，就可知其困顿的内心中并不只是“闲来荫柴门，欢然对原陆”。正如其《潘孟升诗集序》云：“陶公闲静，其本意却在《述史》、《咏荆轲》一派。”国破家亡之际，士人心灵之和谐已损伤殆尽，“余每过蛰庵，茗酒间辄出其箧中诗共读，读已辄哭，瓷阑觞半，则数数狂走二三里，过睢阳祠下，隔江残垒数十，甬潮激激，起冲岸石，遥望灌门战洋，鼓吹隐作，更相与悲吟数章，至失声而返”(《钱蛰庵诗集序》)。而李邺嗣又苦于肺病之痨，“四十以后，因体中善病，闭门萧散”，在苦痛身心的焦灼中，他恐怕难有旷达洒脱之心境，作悠闲淡雅之语，其诗集中更多的是“天地创痍满，何人血战归”、“乱余野老哭，天地黯然愁”这般直面现实，即事感兴的语句。李邺嗣认为陶杜二人之诗皆可目为“诗史”，但其中又自有差别。“陶公诗上自述史、咏古、传赞，托契千载，以寄其遥情；而杜公尤善叙其所历时事，发于忠愤感激，读之遂足当一代之史”，“诗以述事，其诗即其史也”。但“诗史”若单纯只为纪事之谓，就容易使作为抒情载体的诗歌完全沦落为历史的附庸，反不易见诗人之真性情。李邺嗣在谈论杜诗“忧国爱君，悯时伤乱”的思想境界时，亦注意到了杜公个人的情感抒写，所谓“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抒愤陶情”是也。当诗歌透过诗人切实、具体的情感体验。将现实形象鲜活地折射出来，可以被感知的历史真实，才更能引发读者之共鸣。 　　针对明代诗坛偏狭形式的诗风，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皆有以“性情”反“摹拟”之论述，旨在正本清源。而“诗品刊落凡庸，不肯一语犹人”的李邺嗣当然也明白“诗缘情”是诗歌创作和存在的首要根据，因此其特别强调“诗道性情”这一传统诗学的本体论。可以说，“诗道性情”是李邺嗣诗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李邺嗣在论“性情”时欲“立”先“破”，先指出明代诗坛之弊病。清初诗人对明代诗学流弊的印象主要源于某些有影响的诗人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