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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家族戏剧中的婚变母题研究 　　摘要：家族文学研究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家族小说上，对于戏剧方面给与的关注度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把曹禺的创作单独作为个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实在很少。鉴于此，本文将借鉴已相对成熟的家族小说的研究范式，选取母题研究这一角度，以婚变母题为主，尝试对曹禺家族戏剧创作进行个体分析。 　　关键词：家族文学；家族戏剧；婚变母题 　　中图分类号：I207.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42-01 　　 　　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家族都是社会构成中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家族在社会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族观念所衍生的家族文化是这个群体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这种民族特质，自古以来，以家庭故事为叙事中心，以表现家庭人物生活、情感、冲突为主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现当代作家对于家族文学一直保持着相当强烈的创作兴趣。 　　然而以往评论界对家族文学创作的关注多集中在家族小说的研究上，对于戏剧方面给与的关注度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把曹禺的创作单独作为家族戏剧的个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委实不多。曹禺戏剧创作中极具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戏剧作品，恰恰大多都是具有家族文学创作特色的作品，如《雷雨》、《原野》和《北京人》等。鉴于此种原因，本文将借鉴已相对成熟的家族小说的研究范式，选取母题研究这一角度，尝试对曹禺家族戏剧创作进行个体分析。 　　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持续存在于传统中的成分”，具有“重复性”的特点。“原型理论批评认为，任何文学作品的作者在创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展示着某种母题”[3]，所以，以母题为研究角度，分析曹禺的家族戏剧创作，是具有一定可行性和文学意义的。但是，母题所涵括的内容过于广泛，所以本文只选取了曹禺戏剧创作中的婚变母题作为研究对象。 　　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从属于家族宗法制度，为延续家族而存在。爱情以及婚姻情感，在传统家族中是不被重视的。并且，礼法要求女子在进入家庭之后必须对于夫家“从一而终”。 　　然而，“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女子去争取与男性在婚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思想的解放，促使妇女开始摆脱作为“三从四德”的女性的痛苦。 　　在《雷雨》中，周朴园有两段婚姻关系，一是周朴园与鲁侍萍，一是周朴园与蘩漪。青年时代的周朴园与鲁侍萍是出于自由恋爱而结合的，二人虽不存在婚姻关系，但周鲁二人可以被看做类婚姻的关系，双方有两性关系之实，并育有二子。然而，周朴园为了新娶名门闺秀，将鲁侍萍和二儿子赶出家门。尽管抛弃妻子是出于家族的压力，但是周朴园屈服于这种压力而抛弃妻子，仍旧是典型的负心婚变行为。 　　周朴园抛弃鲁侍萍之后，并没有完全投入到后两段新的婚姻关系中，他被曾经与侍萍之间的爱情和对侍萍的愧疚之情困在回忆中。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恋，造成他在与蘩漪的婚姻关系中的情感缺席。从周朴园对蘩漪的角度来说，这仍是“男子负心婚变”的一种。虽然他与蘩漪的婚姻关系从表面上看仍旧实存，但从情感层面上来看，他对蘩漪是一种精神上的抛弃和背叛。 　　《原野》中花金子对于她和焦大星的婚姻关系的逃离，以及《北京人》中曾霆和曾瑞贞的婚姻关系的破裂，体现了婚变的第二种形式――“女子反抗婚变”。花金子在仇虎一家被焦阎王毁的支离破碎之后，由他的爹做主嫁入焦家。在焦家，她的婆婆说她是祸星，会败了焦家。他的丈夫也只是把她当一个玩偶宠着，并没有把金子看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直至遇见了仇虎，才唤起了她想要“生”的欲求。一方面为着追求自己与仇虎自由的爱情，另一方面，为着想要做一个“活人”，为了到达自己所憧憬的“天边外”“黄金铺地”的地方，金子选择了逃离与焦大星的无生命无希望的婚姻，造成了丈夫一方（焦大星）不在场的单方面婚变。 　　《北京人》中曾霆与曾瑞贞的婚姻关系，是典型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的丈夫与她谈不上话，她在这个家庭里被婆婆刁难辱骂，在这个牢笼里丧失了年轻的朝气和生命，以至于她的身体里孕育着应该令人欣喜的小生命时，她也只是想逃离曾家，因为在她知道长久生活在曾家是不可能的。于是，最终她选择了与曾霆结束他们的婚姻关系，并随同她的朋友离开了“沉寂若死”的曾家。至此，曾瑞贞也完成了“女子反抗婚变”的过程。 　　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戏剧把中国话剧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度。以《雷雨》、《原野》、《北京人》为代表的家族戏剧剧作，不仅是曹禺个人戏剧创作中的精品，而且也可看做是家族文学的代表作，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曹禺的戏剧中的丰富内涵、细腻情感和深远的文学史意义及社会意义，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够说不尽的曹禺。 　　 　　参考文献： 　　[1]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