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在中国的早期译介.docVIP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早期译介 　　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不管是神话、诗歌还是小说，就古典文学这一范畴而言，中国文化均给日本文学以丰富的营养。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据李芒先生所言，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提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他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佳人奇遇》发表于《清议报》上，梁启超为此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这篇序言重点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政治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和序言发表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 　　此外，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在早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中，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这一时期，除政治小说外，家庭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也纷纷登台亮相，作品数量多，参加翻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喜人的。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空谷绝音，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对我国的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大批负有使命感的作家开始了新文学的耕耘。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以下分三点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作大致的介绍与阐述。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译作大量出现。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等共15位作家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是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受重视与鲁迅不无关系。三是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译者人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甚至组成文学社团，以文学阵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译介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位置毋庸赘言。他的创作带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对翻译的最终意义―为人生、为社会―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选择被翻译作品时，往往不受当时文坛流行的流派所左右，注重引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 　　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其中数俄国和日本最多。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