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 (2).docVIP

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 顾风 一 1963年2月扬州博物馆的同志在扬州汽车修配厂(今扬州客车制造厂)附近征集到一件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壶造型饱满，胎骨厚重，釉色匀润，长颈丰肩，鼓腹小底，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以为这是一件鲜见的唐代绿釉陶器。 1982年开始，扬州市在新拓宽的三元路北侧开始进行市政建设，有人在三元路副食品商店基建工地上又采集到一种表面带有突起的弦纹、连珠纹和锯齿形棱角的绿釉陶片，当时也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1983年下半年，冯先铭、李知宴两位专家先后来扬。经冯先生鉴定，这种采集到的绿釉陶片是波斯陶片。时隔不久，李先生在扬州博物馆参观时，认定扬州博物馆馆收藏的那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是典型的波斯安福拉式陶器，从而引起了扬州文博界同行的注意和重视。 之后，人们又在扬州三元路北侧的人民银行、纺织品公司、邮电局、市直机关幼儿园，扬州城北的教育学院学生宿舍大楼，汶河路西侧的扬州商场、文园大酒家等基建工地，以及扬州南通西路唐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发现和采集到一批相同的标本。前后累计，总数达二、三百片之多。 扬州出土的这批波斯陶片，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一是胎色多呈淡黄，且色泽鲜妍，与我们以往所见到的汉唐陶器，包活三彩类陶器有明显的区别;二是这类陶器胎质疏松，胎骨和釉层往往厚于国内同时期的釉陶器皿，三是胎釉结合比较紧密，除在部分标本的釉层上发现冰片状的裂纹外，基本无脱釉现象，反映了波斯生产的这类陶器胎釉膨胀系数大致相同，而且，胎釉的烧融温度也比较接近;四是这类器物的口沿上留有支烧痕迹，说明这类陶器是单个覆烧或对口合烧的;五是这类陶片标本中既有釉质匀润，发色鲜艳，表面具有玻璃光泽的优质产品，也有表面凹凸不平，黯淡无光，带有明显烧造缺陷的劣等产品;六是这批陶片釉层表面，尤其是内表面都有云母光泽或粘有云母状的物质，类似我国汉代绿釉陶器和三彩器表面的“绿化”现象。 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片，曾取样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析。现根据该所张福康先生所作的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和该所以前发表的东汉绿釉陶器胎釉分析数据，列表加以对照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波斯陶的胎釉化学成分与我国汉代绿釉陶器有着明显的区别。波斯陶的胎体氧化钙的含量竟高出我国汉代绿釉陶胎体氧化钙含量的9倍。尤其是釉的化学成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更大。波斯陶釉中二氧化硅的含盒为我国汉代绿釉陶中二氧化硅含量的一倍左右，我国东汉绿釉陶器的生产使用的是铅釉，而波斯陶器所用的则是一种不含铅的碱金属釉。铅的化合物在釉中能起降低熔点增加流动性的作用，所以，铅釉在700°C左右便开始熔融。我国汉唐以来的釉陶产品都是采用的含铅量较高的低温釉料，波斯陶的釉中既不含铅化物，那么，它的烧造工艺就可能与我国釉陶器的生产工艺不同，也许这类陶器是在高温条件下烧成的。 波斯陶的釉中不含铅化物，结果除了一部分优质产品外，不少标本表面都粗糙黯淡，出现不同程度的“桔皮”、“针眼”、“气饱”等烧造缺陷。可见，宏观观察的现象与微观分析的结果是相互吻合的。 铅釉技术的发生问题，是我国陶瓷研究有待解决的课题之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碱金属硅酸釉早已在埃及发明，后传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西域一带，我国的铅釉技术是从西域引进的。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铅釉是祖先自己创造的。 考虑到釉是一种玻璃质，它的成分与玻璃大体相似，因此，对中外古玻璃标本进行定性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人研究并解决我国铅釉的发生向题。根据以往国内外研究者对我国古代遗址出土的玻璃器物进行分析研究的绪果，认为我国战国和西汉的玻璃(料器)的化学结构属于PbO-BaO-SiO2系统，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其化学结构到目前为止均属Na20-CaO-SiO2系统，只有少数玻璃含有少量的氧化铅。这次对波斯陶釉成份的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很有可能与以往国外研究者对西亚地区出土的玻璃材料化验分析的结果相近或相似。因此推测，这种波斯陶器的釉料成分也应属于Na2O--CaO--SiO2系统。如果确实无误的话，那就为我国自行发明铅釉技术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旁证。 据目前国内已发表的资料而论，出土波斯陶器的只有福州和扬州两个城市。发现完整的波斯陶器仅四件，即1965年扬州东南近郊出土的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1965年福州市郊莲华峰五代南汉国南平王次女、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夫人刘华墓出土的三件孔雀蓝釉的陶罐。由于刘华葬于长兴元年(930年)，有绝对的年代，因此，作为随葬品的波斯陶器就有了断代的依据。同时，也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的断代和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福州刘华墓出土的三件波斯陶罐，敛口、广腹、小底，肩部有三或四个环耳，腹部还贴饰半圆弧条纹或平行的绳纹，造型修长秀丽，发色偏蓝，造型风格和装饰手法都与扬州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有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