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第1章-商业伦理：功能力量及规则.ppt

1.2.4 跨国企业经营中的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而产生的思想误解和伦理摩擦，而这些正是一些跨国企业经营失败，并使其全球战略陷入困境的一个关键原因。所以，关于跨国企业经营中的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也就进入了当代企业伦理学家的研究议程。对此进行较多探讨的有托马斯·唐纳德森、理查德 ·T· 德乔治和弗里切等人。 “社会综合契约” 各国学者关注普遍适应性的国际企业伦理标准探索。在跨国企业经营伦理研究方面，当代企业伦理学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既具有全球普遍适应性，同时注意到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差异的国际企业伦理标准。为此，唐纳德森和托马斯·邓菲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提出“综合社会契约理论”。综合社会契约理论“试图为（全球）企业提供一种广泛的社会契约理论”，“为企业伦理学提供一个既是（国家）多元的又是（全球）约定俗成的基础”。 商业伦理的差异与趋同 各国学者非常重视研究跨国企业经营中的伦理挑战及发展前景问题。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必然会面临着比国内经营更为严峻的伦理挑战，当代企业伦理学家对其影响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各国重要的社会政治结构、国家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与价值标准有别，不同国家的企业伦理准则肯定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体系必然意味着人们不总在一个人‘应该’做什么上达成共识，外派经理人员可能会遇到当地商业管理违背其文化敏感性及其母国法律的处境”。 第二，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伦理差距。这里的伦理差距不是指一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伦理水平更高的文化，而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为该国的企业遵循伦理标准制造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和更具有强制性与规范性的压力与要求。譬如，一个国家对商业行贿和工业污染的制裁可能比另外一个国家更为严厉和强制。 商业伦理的关键：知行合一，贵在执行 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企业把正确的伦理落实到每个员工行动中的最好的媒介。然而，要成功塑造一个包含商业伦理的价值观，叶陈刚认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应该成为首席道德官， “不是说CEO一定要去担当首席道德官的职务，但是，他应该比企业其他人对伦理有先知先觉，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员工完善。” 除了文化和价值观的浸润，叶陈刚也提醒，还需要将伦理固化到制度和具体责任中。他认为柳传志在联想就很好地打造了这样一个伦理执行体系。柳传志首先以身作则，通过行动彰显其正直、利他、守信的价值观， 同时，他亲自抓联想文化建设，用他笃信的价值观作为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严格、细致的制度来形成行动边界，保证这些价值观能得到长久不懈的坚持。 作为社会公民，企业的伦理行动还必须延伸到企业之外。履行社会责任就是一个主要的外延渠道。“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外部的承诺，是他们内心的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外在化。”叶陈刚认为，这种外化会给企业带来一种伦理行动的自律以及来自外部的监督。因此，这样一种外延的伦理行动，也会给企业带来价值：首先，企业在向外部传递正能量时，就会收获外部的认可从而促使品牌价值的提升； 同时，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维护，也有助于自身生态圈的健康持续；另外，还可以通过主动履行责任规避法律或管理风险，至少可以减少风险损失；还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日益得到投资者的重视，并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 因此，叶陈刚呼吁企业要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并养成向外界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习惯。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叶陈刚也研究制定出了一套包括4大部分16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见图2社会责任水平评价体系 P270），该体系将社会责任分成道德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慈善责任等4大部分，16个指标衍生于这4部分之下。 依据这个体系，2009年叶陈刚对195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企业更倾向于披露经济责任，其次才是道德责任、慈善责任，最后是法律责任（见图3社会责任指数图P275）。 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大多数企业只履行了经济责任，并未重视其他三个指标。叶陈刚解释，因为与其他三个指标相比，经济责任可以很好地用数据来说明，而对于其他难以定量的因素， 企业似乎没有多少兴趣，它们更愿意通过数字来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如通过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努力为股东带来更高回报等，都能吸引潜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尽管企业对社会责任有这样的偏好，但是叶陈刚提醒，其他三个责任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比如，重视法律责任， 如关注员工权益，加强可能给员工带来危险的工作岗位的安全检查，就能减少安全事故，也能降低诉讼事件，为企业赢得好名声。 商业伦理及其社会责任的落实，被叶陈刚认为是中国企业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在充满多元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将不得不接受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