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来自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pptx

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主要内容;1、引言;前人的相关研究： 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体认知的调节与PTSD 和PTG 的关系(Cann et al.,2011;Cryder et al., 2006; Taku, Cann, Tedeschi, Calhoun,2009; Zhou, Wu, Fu, An, 2015; 周宵, 伍新春, 安媛媛, 陈杰灵, 2014; 周宵, 伍新春, 袁晓娇, 陈杰灵, 陈秋燕, 2015), 认为改变人们的认知、重新建构创伤后世界的意义, 有助于降低人们的PTSD、增加人们的PTG (Calhoun Tedeschi, 2006; Janoff-Bulman, 1992), 而对个体的情绪调节在其创伤后心理反应中的作用关注得还很少。;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Gross, 2002)认为, 在面对压力情境时, 个体需要采用一定的策略来调节其情绪反应, 以促进其身心健康的发展。 认知重评是一种前提聚焦型(antecedent-focused)策略, 可以被看作是认知活动的一种形式, 它可以改变潜在的情绪诱发情境, 修复个体不良的心境, 甚至重新理解压力情境(Gross,1998b), 这有助于个体重新建构压力后的世界意义,减少个体的不良情绪, 实现压力后的适应和发展。 作为情绪调节的另一种策略, 表达抑制被认为是一种反应聚焦型(response-focused)策略, 它是个体在情绪倾向被完全激活后而采取的一种调节行为, 主要强调对个体情绪状态的压抑。这种压抑可能会增加个体的生理唤醒(Gross, 1998a), 降低情绪调节能力, 导致情绪调节困难(van der Kolk, Roth,Pelcovitz, Sunday, Spinazzola, 2005), 从而使个体在面对创伤事件时, 难以有效地处理自身的情绪反应, 从而可能导致并加剧PTSD (Foa Riggs, 1993;Roemer, Litz, Orsillo, Wagner, 2001), 减少个体的积极心理变化(Kashdan, Barrios, Forsyth, Steger,2006)。;通过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系统回顾,我们发现社会支持可能是其中重要的调节变量。对此, 情绪调节的社会背景假设认为, 情绪调节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 社会关系建构了情绪调节的外部资源, 它可能弱化、也可能增强情绪调节对心理反应的影响路径(Marroquín Nolen-Hoeksema,2015)。 目前关于情绪调节策略与创伤后心理反应关系的研究很少纳入社会支持这一变量。 虽然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情绪调节策略与PTSD 或PTG 的??系(Boden et al., 2012;Dunmore et al., 1999; Ehring et al., 2006; Gangstadet al., 2009; Mayou et al., 2002; Moore et al., 2008),但是都未同时考察情绪调节策略与PTSD 和PTG的关系。 基于此, 我们拟以雅安地震后的青少年为被试, 考察社会支持在情绪调节策略与PTSD和PTG 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2、方法 ;（1）研究对象;（2）研究工具;（3）程序及数据处理;2、数据处理： SPSS 16.0 和Amos 17.0 A、描述统计：考察PTSD 和PTG 的平均得分及其发生率 B、相关分析：考察创伤暴露程度、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社会支持与PTSD和PTG 之间的关系 C、在相关的基础上,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模的方法着重考察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对PTSD 和PTG 的影响 D、根据调节效应检验方法(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2003), 利用多组模型比较的方式考察高低社会支持组之间的模型差异, 并进一步判断社会支持在情绪调节策略对PTSD 和PTG 影响的具体路径上的调节作用,并借助简单斜率来检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结果;3.2 情绪调节策略对PTSD 和PTG 的直接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情绪调节策略与PTSD 和PTG的关系进行检验, 可以发现该模型中包括了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个部分。 A、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测量模型主要是由PTSD 和PTG 两个潜变量构成, 其中PTSD 潜变量由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三个维度抽取而来, PTG 潜变量由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生命价值的改变三个维度抽取而来。 我们假定PTSD 与PTG 的潜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对此测量模型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 (8)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