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大学精神——终稿.docVIP

蔡元培与大学精神 一、略说著名大学的著名与校长的关系 凡一所著名大学的成长，莫不以先进的理念、有识的学者戮力一共而长期积淀作为理想结果的必要前因。而校长的责任，便在于据适时的先进的理念聚拢一帮有责任、有真识的学者，于学术与经国的两端作适宜的掂量，并分属先后，以教育家的眼光为民族的和人类的事业戮力。在中国，大学的年龄即使最大的也不过百余岁而已，而今日的办学层次便悬殊不齐如此，有时代也有现状的原因，但最大的问题在于校长的理念以及治校的策略各有不同。 在近代中国大学的成长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批著名大学，其伊始的校长大多为学术界的名流，或具有一般教育者所不有的卓识理念与治校方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明确指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李登辉执掌复旦大学时，为处理师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厘定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确定以“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张伯苓每逢新年伊始新聘教师到校，便召开新教师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及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惯例宴请全体教职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幼承家学，习经史，曾留学日本、欧洲，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他不仅精通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精通英、法、日、德等四国语言，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1912年1月19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正是清朝固执、陈旧、封闭的学术体系使蔡元培反感、焦躁，导致他在二十世纪初年采纳了革命政治，而后旅欧寻找新思想和革命的沃土。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这个去影响国事。蔡元培袁世凯，蔡元培于1912年7月辞职，不愿与袁政府合作。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他相信蔡元培可以利用这个去影响国事。蔡元培于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一曰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长。“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1919年5月初来到中国讲学的。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亲眼目睹了这场学生运动的整个过程。在离开中国前夕曾对胡适说过这样的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历史是无数的偶然化合的必然。如果没有蔡元培任北大的校长，就很难有陈独秀和《新青年》与北大的共融，也很难有胡适、李大钊等一大批具有革新精神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切磋谈辩。正如胡适后来所说的，如果没有蔡先生，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当然，如果没有这一大批学者的淘染，五四运动恐怕是另一番景象了。抗战后创立“九三学社”的许德衎说：“发动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梁漱溟也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纪念蔡元培先生》） 学生的请愿活动受到了蔡元培知识分子开辟自己的领地去发挥影响力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对于政界的压力，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6月15日，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