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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书名画集于清宫 　　中国皇家收藏，在清代乾隆皇帝时达到了巅峰。仅以《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所著录的历代法书名画而言，就有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其中《秘殿珠林》所收录的专为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两书总数为二百五十五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八百六十三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七千七百五十七件，真可谓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乾隆时皇家收藏的宏富，和清代前几位皇帝对艺术品的重视有关。清内府的藏品很多来自明代宫廷收藏，如清宫收藏的明代帝王、院体绘画，便主要来自明内府。清朝立国之初的几位皇帝都喜好书画及古玩，从康熙时期清宫就开始留意对书画的搜求，不少流散的珍玩逐渐汇聚清宫。康熙喜好董其昌的书法，注意收集其作品。在康熙的侍从之臣高士奇的书画著录中，就专门列有“可御进”一项，还特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 　　乾隆皇帝在诗书画及收藏鉴赏领域中，又是继唐太宗、宋徽宗后之的又一位有着精湛艺术造诣的“翰墨大帝”。他汉学学识渊博，精研诗书画及古字画鉴赏，对前代法书名画更有一种贪痴的心态。他醉心于历代书画的把玩鉴赏，赏到尽兴时，喜欢在字画上题写诗文，加盖印玺，有时会一直题到画面盈满为止。相传乾隆得到元代画家黄大痴（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被黄大痴出神入化的丰富笔墨所陶醉，以至于“龙颜大悦”，将整卷画面“题之又题，赞之又赞”；直题到画面“密不容针”为止，可见乾隆对书画作品的真心赏爱。 　　封建时代的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对书画作品喜爱的信息，自然会迅速传递到臣下的耳中，于是一些收藏丰富的大臣会以献纳的方式向皇帝贡奉。河南宋权、宋荦父子，曾多次受过康熙、雍正皇帝法书名画的赏赐，加上两代购藏，其藏品在清初是数一数二的。到了乾隆皇帝时，这一家的后人通过献纳或其它方式，使书画名迹流入了内府。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庋藏之富，有过于宋氏父子，他死后，所有唐宋书画，也全部流入宫庭。早于梁清标的冯铨、孙承泽，其藏品亦先后为乾隆皇帝所有。一向精明过人的高士奇以及家财万贯、励志括囊天下名画的山东张先山父子,他们的藏品最终也到了乾隆手中。 　　苏州古玩大家归希之,其藏品多秘不示人，一些富商缙绅曾多次求购，他都予以坚决拒绝，但乾隆以一道圣旨就将其充公。朝鲜人柳得恭《滦阳录》记载，他曾在扬州八怪之一的罗两峰处，见到一幅唐韩?昊?，轴尾有朝鲜安氏印记，罗氏告诉他，这就是前朝大收藏家安岐，“曾献书画于今皇上，蒙收，赐白银1000两”，大盐商安岐收藏晋唐以来书画甚巨，他所著的《墨缘汇观》中，著录有“法书上卷自魏钟繇至北宋人书法一百五十三件；法书下卷自南宋人至明人书法一百六十八件，墨榻十种，附法书续录，一百三十件；名画上卷自东晋顾恺之至明人绘画一百一十五件；名画下卷自唐至明之画册八件，画卷六件，附名画续录一百二十二件。”据史书记载，这些藏品中的大部分经沈德潜从中斡旋，悉数入宫典藏。 　　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也是对天下法书名画的一次大搜集。乾隆三十七年为篡修《四库全书》下诏求书。因呈书寥寥，又于次年重申前谕，命各省实力查访，倍价收购，并采用多种奖赏献书的措施。同时，乾隆限令各省督抚在半年内办妥征书事宜。于是，全国大规模的征书活动进入高潮。当时凡是藏书的士大夫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书画藏品。这次搜集图书，许多书画也同时被征入宫内。如江苏善本图书家季沧苇，大批宋元善本归于皇室，而他和乃父收藏的宋元书画墨迹，亦同时进入清宫。 　　乾隆常常不惜以重金购求。《石渠宝笈》载乾隆帝观晋王羲之书《袁生帖》题跋，云：“《袁生帖》三行二十五字，见于《宣和书谱》，……乾隆丙寅，与韩干《照夜白》等图同时购得，而以此帖为冠”。《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被乾隆目为赝品，但还是花费2000两白银购入，“概以二千金留之”。在乾隆的大力征集、搜求之下，清宫法书名画的收藏也达到了鼎盛，几乎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大都归于内府所有。 　　抄没罪臣家产，也是清宫丰富内府藏品的一种方式。如雍正抄没年羹尧之家私。《石渠宝笈》中著录毕沅原藏之件甚多，其中字幅如张即之书《李衍墓志》，即为毕氏身后没收入宫者；有名之《颜鲁公祭侄文稿》，亦系籍没毕氏之物。 　　乾隆皇帝在强烈占有欲的支配下，将民间所藏网罗殆尽，法书名画几乎全部集于内府，使得书画收藏之风颇为炽热的清代，自乾隆之后，不得不转向金石碑贴的收藏了。 　　清代宫廷收藏，自乾隆之后，就走上了下坡路。特别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抢劫与破坏，使清宫珍藏的书画被抢到异域，或流散到民间。1860年，英法联军疯狂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圆明园中珍藏丰富的奇珍异宝，由于侵略者的野蛮劫掠和焚毁，原有的收藏和陈设很少留存国内，大量瑰宝、珍玩流落国外。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就是这次被掠走的。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