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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工 作 报 告 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互动 及其宏观绩效 傅 勇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2011.9 本报告仅代表作者本人意见，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相关决策的建议。本报告由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提供，版权为我单位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 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互动及其宏观绩效 ∗ 傅 勇 一、引 言 在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各种探讨中，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是两个广受重视的解释变量。其 中，财政改革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核心因素。钱颖一等人在其较早提出的“中 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和以财政包干 制为特征的财政分权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这一论点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和验证。 与财政改革不同，金融改革被视为一个令人尴尬的解释变量。学者们很早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按照西方标准，中国的法律制度和金融系统并不发达，但却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 显然有悖于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法律、金融与增长关联”的理论预测。有学者甚至认为， 鉴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在国际发展经验中存在的因果关系，中国发展滞后的金融体系 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反例。 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在财政分权和金融集权的框架中取得的。但由此带来的困惑 是，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作为理解各国经济成功的两大维度，为何在中国的解释力如此大相 径庭？笔者注意到，不少学者的研究是将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视为两条平行线索，并单线条 地理解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很少从两者相互关联的视角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 展的脉络。事实上，财政与金融密不可分，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互动机 制，这种互动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资源的配置，最终作用于宏观经济运行。考察建国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学者发现金融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牺牲自已（金融压抑） 承担着某些财政功能。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金融集权更是成为控制财政分权负面效应的配 套制度安排，并以此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平稳增长。因此，只有同财政分权结合起来，才 能解释为何中国经济在金融改革如此缓慢的背景下仍然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建国以来有过多次“放权一收权”的循环。但这一判断主要是 基于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考察得到的结论。梳理金融改革的历史，不难发现，金融改革也存 在着类似的周期循环，并且两者在时间上是基本一致的。当高度集权导致经济僵化停滞之时， 中央就倾向于放权搞活，反之则开始收权整顿。这些调整大都出现在经济明显出现拐折之际， 并最终改善了经济的长期表现，特别是保证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在中央－地方权力收放的互动博弈和反复调整中，中国大致形成了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的体 制搭配。本文所谓的“金融集权”是指，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不同， 中央政府在金融体制方面维持着高度垄断和严格管制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价格管制、机构垄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复旦大学 CCES 兼职研究员。 1 断和垂直管理等，地方政府在金融领域方面拥有较少自主权。在这种财政金融体制的“中国 模式”下，中央一方面通过财政分权激励地方为经济增长而竞争，另一方面为限制地方竞争 的金融杠杆及其引发的经济过热，在金融体制上仍维持相对集权以保留调控抓手。中国经济 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巧妙而非常规的财政金融体制。同时，未来经济改革特别是要完 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取决于财政改革、金融体制是否处理得当。 本文第二部分梳理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的“收权-放权”周期，厘清财政分权而金融集 权的特征事实，第三部分通过一个博弈模型讨论改革的内在逻辑性，第四部分讨论财政金融 改革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带来的宏观绩效，最后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