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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合力下的曹操性格形成 ——用“合力论”分析曹操性格 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合力论”既深刻地阐明了历史进程的一般结果，又阐明了历史过程的实现机制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社会动力系统的要素之一，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在交互作用中融合为一个系统整体，从而发挥着整体的功能。 强调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是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核心。从历史进程的实现机制来看，“交互作用”既指组成历史客体的各因素之间的交错和综合，又指历史主体各种不同意志和行为之间的相互碰撞和影响。由于历史主体以历史客体为自己活动的基础和对象，因此，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形成历史合力，即主客体合力。历史的主体合力、客体合力和主客体合力构成了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基本理论构架。众所周知，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是既有紧密联系而又性质各别的。前者是要准确地叙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后者则是要真实地再现无限丰富生动的历史生活，表现特定的本质真实；前者要准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后者则要塑造各种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前者主要借助于逻辑思维，需要的是冷静地分析历史材料，客观地加以叙述，后者则主要通过形象思维，总是融合着作者的满腔激情和主观色彩。历史科学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一般是不考虑伦理道德的，它主要是从纵的方面来衡定其功过，看他对整个历史进程起的是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然而历史人物一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则不能不接受对他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而且文艺一般要求截取一个横断面来进行描绘。历史学与文艺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功与过，而后者强调的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统一。因此，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生活体验等，对于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弃取，而不会满足于照相式地简单地复述历史事实；并且在创作过程中，还常常借助于虚构和夸张，只要这种虚构和夸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说，艺术真实要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全书人物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在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得到广大群众的共鸣。 罗贯中顺应广大民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以许劭的评价为基调，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这里所说的“奸雄”，是指曹操既是远见卓识、才智过人、具有强烈功业心的英雄，又具有极端自私、奸诈残忍的性格特征。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格和恶劣的情欲。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时，批判曹操的色彩有所增强，但并未改变曹操形象的基本面貌，仍是一个真实可信的艺术典型。影响人性格的因素，包括遗传的、家庭的、社会的、制度的多方面。每个人的性格都受到的影响。1.遗传。 自古有句俗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具有急躁、勇猛相似性格的孙坚和孙策父子，连最后都死于非命都几乎相同，充分说明了遗传的重要性。 据司马彪《续汉书》，曹操的曾祖父曹节，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猪的，与曹节的猪相类似，上曹节的门认之，曹节不与他争；后邻人所丢失的猪自还其家，邻人大惭，送回所认猪，并向曹节道歉，曹节笑而受之。 曹节有子四人，宦官祖父曹腾是第四子，从小就是黄门从官。汉安帝永宁元年，邓太后诏令选年少温谨的小宦官陪皇太子读书，曹腾被选中。太子特亲爱曹腾，饮食赏赐与众有异。顺帝即位，为小黄门，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宫内三十几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一次，蜀郡太守派主管会计向曹腾行贿，益州刺史种暠在函谷关搜得其书笺，上告太守，并上奏曹腾是内臣却外交，请免官治罪。皇帝说：“笺是自外来，曹腾书没有出，不是罪。”没有处理。按理，是种暠得罪了曹腾，但曹腾不以介意，常称叹种暠的品行，种暠后为“三公”之一的司徒，对其他人说：“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曹腾的行事，“皆此类也。”在魏明帝太和三年，曹腾被追尊为“高皇帝”，这样也创造了一个记录连太监都可以封皇帝。 曹操的大度、坦诚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