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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还是“后母戊”？ 　　司母戊鼎的发现经过和流传过程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对它的研究也是观点各异，在断代上，在铭文的释读上，在器物的功用上，以及器主与献器者的推定上，都存在着多种截然不同而又各有依据的观点，也有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铭文释为何字、训为何意，在古文字学界和文博界、考古界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并在2011年司母戊鼎的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更名事件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一、从文字学上和语言学上看商代文字中司的释读 　　在铭文的释读上，学界存在着四方面的分歧：1、把铭文释为两个字还是释为三个字；2、把司释为司还是释为后；3、把司训为何意；4、把铭文断成何种句式。根据这些观点上的分歧，李维明首先对司母戊鼎铭文的释读进行了分型，作出了两类四型十二式的概括（见右表）： 　　由分型可知，在司母戊鼎铭文的释读中，把司释为司还是释后是产生分歧的关键原因，训为何意、断为何式都是由对司的理解的不同造成的。长期以来，占据学界主流的观点是释司为司，训为祀，这一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但学界一般认为是由郭沫若提出的或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释司为司，训为祀，与古文字学界的主流观点吻合，所以尽管自五十年代以来在释文、训诂上的新观点陆续发表，释为司、训作祀的观点仍然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并且被社会普遍接受。释司为后的观点在学界处于“聊备一说”的地位，但是在2011年，由于司母戊鼎的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开馆后把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并经过媒体的宣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关注，才转而引发了学界对其的重视。 　　在释司为司还是为后的分歧上，学者们一直把目光投放在古文字学的领域，无论是释为司还是释为后，无论是训作何意，一直都在古文字的研究上下功夫。少数学者则开始以商代甲骨文为基础进行语言学上的分析，其中研究的较为透彻的学者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社科院考古所曹定云、社科院历史所常玉芝，他们分别对古文字中司的用法和后的用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对各家有关司母戊鼎铭文释读的研究进行了辨析。 　　葛英会注意到了卜辞中司、？互用的情况，指出“不论其书写方向朝左还是朝右，都应当是同一个字”，并指出“卜辞所见，商代君王（如毓祖乙）与商王嫔妃（如毓妣辛、毓妣已），都以毓字指称他们的身份，可说明在商代后期，与毓字同为君王之义的‘后’字尚未形成”，“见于传世与出土资料，‘后’字的出现均在春秋以后，如春秋晚期吴王光鉴之‘虔敬乃后’、战国中山王兆域图之‘王后’、‘哀后’等”。葛英会因此申明了他“无论从字形结构、造字本义，还是卜辞用例任一角度进行分析，都以释司为得当”的立场。曹定云对甲骨文中司字的出现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无论是正书的司还是反书的？，“这两种形体，其义均释‘司’”，并详细分析了司的形意的历时演变。常玉芝在占有全部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目前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司’字的卜辞约90余条”，并进行了分析，指出无论正写还是反写，司、？均是作司使用的，“我们至今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找到‘后’字，当然也就没有王之配偶称作‘后’的记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同属于古文字学的研究领域，甲骨学和金文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仍是相当明显的。金文的研究可以更多地采用小学的方法，通过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方法去研究，但到了甲骨学的领域，这些方法并不完全适用。在甲骨学的研究中，以可靠的文字材料为基础，在统计的基础上进行语境分析，并使用转换生成的方法研究其结构规则，才能对甲骨文的形体、意义、用法进行准确的界定。在司母戊鼎铭文研究的学术史中，在占有文字材料的基础上对甲骨文司、？进行分析的有且仅有葛英会、曹定云、常玉芝三位学者，他们都得出了释司为司的研究结论，并且指出甲骨文中并没有出现表示王后之意的后字。 　　在释司为后的观点中，以后为王后的观点是最深入人心的。王后说产生于六十年代，全面论述于九十年代初期，但它真正形成影响，是在司母辛铭文的青铜器在妇好墓出土之后。王后说认为司母戊鼎铭文中的司是后的反写，其受器者是商王武丁之王后。这一观点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无意或有意地混淆了历时与共时，没有在商代古文字的范畴内探讨司字的释读问题和训诂问题。商代甲骨文、商代金文中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正写和反写一般是没有区别的，通过对正写和反写的字形在文字材料中的出现位置进行统计并进行语境分析，能够对正写和反写的字形是否为异体进行定性的分析。在商代的文字材料中，正写的司和反写的？都是作为司使用的。把司认定为后的反写的前提是商代文字中存在一个正写的？，并且在语言学的分析中，司、？在语义上和功能上与表示王后之意的后相符。在商代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表示王后之意的后是不存在的，把司作为王后之后的反写，从文字学上和语言学上都找不到依据。并且甲骨文取义狭窄，在语义上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