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docxVIP

从“生存”到“承认”: 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作者：时间：2012-05-12 浏览次数：130 次　　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的群体,是在我国特定的户口制度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物。20 世纪80 年代初,随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的推展与深入,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由原先的隐性状态而逐步凸现出来,与此相应,今日所谓的“农民工”问题也开始以“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问题形式而逐步地进入学界的视野。自那时至今,学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走过了20 多年的历程,期间,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的学者都纷纷投入这一研究领域,发表、出版的成果如恒河沙数。而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尽管投身于农民工研究的学者来自许多不同的学科,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农民工问题的方方面面,但就潜在地支配着这些研究的基本视角,或者说,就隐含于这些研究中的关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基本预设而言,却显得比较单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在“农民工”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是在生存论的预设下采取的一种可称之为“生存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叙事模式。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往往或明明白白或不言而喻地认为,农民乃是迫于生存的需要和压力而外出务工,从而,为了满足这种生存需要、缓解生存压力而对于经济目标的追求构成了农民工行为的本质意义。当然,生存不仅仅是“苟全性命”的意思,也包括要努力活得好一些,滋润一些“, 品质”高一些的含义,但是,其核心始终是怎么活、靠什么活,即“谋生”的问题,而不是活着做什么即活着的价值或尊严的问题。对此,一个颇有意思的表征是,国内两位知名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平博士和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博士——都将他们研究农民工的著作直接命名为《寻求生存——当代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黄平等,1997) 和《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周大鸣,2005) ,尽管两者出版时间前后相差近10 年。在这种基本预设之下,研究者们,尽管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背景,在考察农民工行动的逻辑和意义时,往往采取经济学的或“类经济学”的分析叙事模式,假借“经济人”或“准经济人”的假设(所谓“类经济学”的叙事模式或“准经济人”的假设是指,许多研究者在考察解释农民工的行为时也往往将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因素考虑进来,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纳入经济学的分析叙事模式,也就是说,研究者们常常是从这些因子怎样影响、约束农民工对于经济收益、对于代价—报酬的公平性等等的理解这种角度,来使用这些因素,而不是将政治、社会、文化看作是相对独立的、不能完全化约为经济意义的生活领域) ;而在考察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时,也往往围绕其生存的需求和压力来展开分析和论述:如不少研究也都论及农民工的“权利”,但是通常都是围绕满足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要,即从农民工与自身的关系中,来考察农民工的待遇需求与缺失(need and lack) ,从而将权利转换成主体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农民工的身份资格出发,即从农民工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中,来讨论他们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应享(entitlement) ,从而把权利理解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笔者无意否定这种在生存论预设之下形成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所具有的价值,对于初期的农民工,甚至直到今天,这种模式依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但是,无须讳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这种模式的解释力正在减弱,从发展和前瞻的角度,从研究对于研究对象和围绕研究对象的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建构意义着眼,这种模式的局限和欠缺是明显的。第一,行为主体的需要、动机、目标或者说追求是在其生活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发生着调整和变化的。农民在一开始可能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选择外出务工,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实际工作生活经历会导致他们的初始动机、目标不断发生改变。当然,生存论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和承认这种变化,如前面提到的黄平的研究就指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总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一开始他们也许是为了从非农化活动中挣得更多现金收入以补贴务农收入的不足。但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标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解释,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黄平,1997) 。但是,在“生存—经济”分析叙事模式下,研究者们所看到和承认的那种变化通常都是在“经济人”或“类经济人”范畴之下的变化,属于作为“经济人”或“类经济人”的行动主体在具体的生活情势下对生存策略的一种调整。在这种模式下,一般看不到或不承认会发生根本性的、“质性”的变化,或者说,总是倾向于将那种“质性”的变化叙述转换成生存目标、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