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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 ——CIVIL SOCIETY概念再检讨∗ 梁治平∗∗ 一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的 CIVIL SOCIETY 问题，成为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中一个颇为流行 同时也极有争议的话题。围绕这一题目组织的学术研讨会曾在欧洲、北美和中国大陆分别举 行，相关的论争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学者，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其影响及于历史学、政治 学、社会学和人类学。 上述关于中国之 CIVIL SOCIETY 问题的讨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经验性 研究。历史学者试图借用 CIVIL SOCIETY 的概念去观察和分析晚清(Rowe;Rankin) 以及民国 时期的中国社会(Stand;Bergere,1997)；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则专注于中国当代社会，看能否 运用这一概念说明过去 20 年来随着经济改革而产生的社会领域内、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 方面的变化(White,Howell and Shang,1996;He,1997) 。 与经验性研究有关但是不同，另一类研究更注意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在中国语 境中运用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作为对西方近代历史经验某一特殊方面的概括，一个 原本是西方政治理论上的范畴 CIVIL SOCIETY 的概念能否被运用于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不同 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社会情境，或者，即使可能，它究竟是一个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说明这些 社会的分析工具，还是一个政治概念，甚至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被提出来加以讨 论（Huang,1993 ；顾欣，1994；Hann,1996 ）。 有趣的是，直到不久之前，中国本土的学者还很少在他们有关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讨论中 引用 CIVIL SOCIETY 理论或使用这一概念。（注：海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例外。受海外学 者影响，他们比国内学者更早开始谈论 civil society 问题，并曾一度热衷于此。有关的观点 和言论，见 Ma(1994) 。））不仅如此，即使今天这种情形已经有所改变，附于几个不同译名 之上的 CIVIL SOCIETY 一词仍然只在一个范围有限的学术圈内流行，而不曾像在东欧国家 里那样融入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话语实践。这种情形与上述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内西方学者 对 CIVIL SOCIETY 的热烈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人把这种反差简单地看成是中国大陆 知识分子视野中没有“社会”的一个证据（顾欣，1994：69 ），也有人试图证明，大陆知识 分子早在 1980 年代后期就已开始讨论“CIVIL SOCIETY ”问题，尽管他们不一定明确使用 这一概念(Ma,1994;He,1997:41-45) 。这两种看法固然各有其根据，但像其他关于中国“CIVIL SOCIETY”问题的研究一样，它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学者、官员和民众，作为 历史的参与者和社会行动者，有他们自己关于“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观念， 而这种理解和观念并不能简单由“CIVIL SOCIETY ”一类概念加以说明，更不能被它所取 代。由于这种对行动者观念世界的忽略，把一个具有西方起源的概念“强加”于一种异质的 社会现实的情形便益发突出了。 本文试图从一种解释的立场重新考虑中国的“CIVIL SOCIETY ”问题，据此，中国“CIVIL SOCIETY”之出现或者重现将被置于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本土背景之下，并且同时被从历 史传承和社会变迁两个方面来加以了解。然而，这种研究立场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拒绝 考虑和使用“CIVIL SOCIETY ”概念，毋宁说，它要求以更恰当更有效的方式来运用这一 概念。学者们已经注意并且区分了“CIVIL SOCIETY ”概念的不同用法，其中，“描述性的” （或曰社会学的或者分析性的）和“规范性的”（或曰哲学的或者政治的）是两种最基本的 区分。（注：在不同的作者那里，“政治”一词含义不同。比如 Seligman 在其三分法中把“政 ∗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2 卷第 1 期。 ∗∗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治的”区别于“分析性的”和“规范性的”(1992)，而White 则只区分“社会学的”和“政 治的”，前者为描述性的，后者则是规范性的(1996:3-4) 。）不过在本文中，“CIVIL SOCIETY ” 将首先被看成是一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