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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2007 年/6 月/15 日/第006 版 理论 “民族共治”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对话人 朱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凯 《中国民族报》特约记者 我认为，“ 民族共治”是我国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虽然我们的各种文本材料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的民族政治思想和实践是体现了这种说法的。 自从外国人给我们送来了“autonomy （自治）这个洋名词，有些人就陷入了对它的崇拜之中， 把它当做标签用起来。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治实践，可没有完全按照“autonomy”的要求来做， 而是把“ 民族领土自治”变成了“ 民族区域自治” 。我国有55 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则有 155 个， 它不是按照民族单位来划分自治单位的。 现在，党中央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把它作为民族工作的主题，这 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加上“各民族共同当家做主”，也就是“各民族共治”，那就更全面了。 自治既是对“他治”的否定，又是以“他治”为前提的。“他治”不存在了，自治的共生者或参照 坐标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共治。共治更重要，这是广阔的政治舞台，是自治赖以发挥作用的地 方，是争取民族权益的着力点所在。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问题在于资金、人力、科技和消费等实力的不足，需要国家的大量投入 和支持。也就是说，国家对民族地区负有共建的责任和义务，民族地区有共享全国发展成果的权 利。 学者小传 朱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 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世界民族问题、民族政治 理论。主要代表作有《世界民族概论》（合著）、《印第安世界》（合著）、《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 理论新思考》（论文）、《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论文）、《西班牙现代史论》（译著）、《阿兹特克 文明》（合译）等。 把少数民族排斥于国家管理之外，只谈公民个人权利是行不通的。我国是实行民族共治的， 比西班牙更有说服力。 关凯（以下简称关）：朱老师，记得是在2001 年您最早提出了“民族共治”这个概念，并在 2002 年和2003 年连续发表论文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证，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今天，我想请您 主要谈谈这个话题。首先，您提出“民族共治”这个观点的思考过程是怎样的？ 朱伦（以下简称朱）：我对“民族共治”的思考，萌发于1994 年。当时，我在墨西哥研究土 著人问题，在《太阳报》上发表了题为《应为印第安人参与国家管理打开更大的空间》的连载文 章，后来《至上报》也转载了这些文章。我当时在文章中指出，墨西哥在实行民族一体化政策时， 没有考虑保障印第安人的集体政治权利，印第安人没有以集体政治的方式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没 有机会影响国家政策朝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面倾斜，所以才使问题激化，爆发了印第安人起义。 我在文章中还介绍了我国是如何安排少数民族参与国家管理的，是如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墨 西哥也有一个类似我国国家民委的机构，叫“国立印第安人研究所”，所长是内阁成员。我这篇 文章的观点引起了他的关注，并请我去和他座谈。这次在墨西哥的经历，使我初步形成了“民族 共治”的观念。我认为，把少数民族排斥于国家管理之外，只谈公民个人权利是行不通的。 1999 年上半年，我又到西班牙研究西班牙的民族地方自治，与西班牙学者交流，到自治地方 考察，并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自治条例。我发现中西两国的民族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在两国的自 第1 页 共5 页 治法律条文中，有些条文不是自治的内容，实际上谈的是民族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过 思考后，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内容归结为“共治”。于是，我就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民族共 治”这个命题。 关：我知道您发表于 2003 年的《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一文，今年获得了中 国社会科学院的优秀论文奖，这是对您学术贡献给予的肯定。但我在民族理论界也听到一些不同 的议论，一些学者并不赞同您的观点。您是如何面对这些议论的，特别是反对意见？ 朱：有不同的议论，这很正常，学术观点，历来都是会有争议的。也有同行当面对我说不赞 同我的观点。不过，我没有看到从学术讨论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我真的希望有这样的文章发表， 这样可以激发思考，把问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