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重用酷吏郅都、宁成治济南.docVIP

西汉景帝重用酷吏郅都、宁成治济南 秦治国采用严刑峻法，一是刑罚残酷，轻则黥面、劓鼻、断足、流放，重则宫刑、杀头弃市和车裂。二是刑法苛刻，人们动辄犯法，动辄陷刑。一人犯罪，罪及三族；一家犯罪，邻里连坐。秦二世时，更变本加厉，“以杀人众者为忠臣”，因此，在秦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甚众”。人们无法忍受严酷的刑法，不得不揭竿而起，秦王朝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军和各国贵族所摧垮。汉代立国初年，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这对于汉初经济的恢复起了非常积极而关键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首先在土地占有方面。汉初“令民名田”，承认土地占有状况，但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土地资源由封赐、罚没、买卖等形式不断再分配。在不断分配的过程中，土地兼并是造成土地占有极不公平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而皇室是最大的兼并之家。在西汉，皇家和诸侯王国的私产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皇室财产由九卿之一的“少府”管理，少府的收入来源于山川园池市井之税，供天子一家的消费。汉初规定，封国的经济独立于中央财政之外，诸侯国可以自己安排吏员，可以自己征收赋税，不仅国内的山川园池市井之税归诸侯王，而且还专渔盐铜铁铸币放贷之利，所以诸侯王府的收入“多于国经租税”。如齐国“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吴国“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胶西王刘端“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亿）计”；梁孝王刘武“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这些诸侯王财富可与皇帝相抗衡的局面，给中央造成了威胁，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从汉文帝开始经汉景帝一直到汉武帝，三代皇帝都在解决诸侯王势力过大的问题上做了很大努力，汉武帝时采用了主父郾的建议，对诸侯王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对违法的诸侯王革除王号，对一时找不到借口的就强行分封诸侯王的子侄，将大国化小，并将治民权和财政权收归中央。主父郾称作推恩于子侄，汉武帝下的就是推恩令。诸侯王并不乐意皇帝推恩，更不甘心被革去爵位。这是对皇帝的本家下手，需要敢于严酷执法的人才能推行得动。逐步缩小封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是政体改革的重要内容，所以酷吏是政体的改革所需的产物。　　汉代外戚的势力很大，形成了一个个权势赫赫的外戚大地主。汉初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封诸吕，吕后死后，中央朝臣诛杀诸吕。此后，汉景帝的母亲窦氏重用其侄子窦婴，景帝皇后王氏的同母弟田蚡由一般郎官提拔为中大夫后，表现出谦恭之貌，推荐窦婴为丞相，结果讨得窦太后欢心，而任命田蚡为太尉，后田蚡官至丞相。他治宅数所，田园极膏腴，到各个郡县收购名贵器物，旗鼓伞盖越制，后房美女数不清，珍物狗马玩好更是不可胜数。武帝的卫夫人的弟弟卫青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都封为大将军，是汉代最高的武官。武帝的李夫人，本是歌伎，因其兄李延年善作曲伴奏，而她善舞蹈，二人都受到武帝的宠幸，其弟李广利被封为贰师将军，都权势赫赫。因此，对付外戚中的不法者，没有果断和残酷的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战国以来，民间工商业勃兴。汉初私营工场手工业、采矿业、冶铜业、铸铁业、铸币业、煮盐业、酿酒业、运输业及商业、高利贷等行业蓬勃发展。汉初又采取了自由的经济政策，促使编户齐民“背本趋末”，全国各地的工商业家族涌现出来，如蜀临邛卓王孙和程郑、南阳孔氏、鲁的曹邴氏、齐的刀间、洛阳的师史、宣曲的任氏、关中的田氏等；富商大贾也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文帝的宠臣邓通，诱使逋套逃流亡至“秦、雍、汉、蜀”等地，治铜铸钱，牟取暴利，以至邓通“钱布天下”，“财过王者”。这些人的行为往往体现为无序化和不稳定性。古代的财富积累又具有以财富换取政治权力，由工商业向农业转化的特点。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　　刘邦为了缓和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鼓励三公之类的高官治田产，以消弭斗志，形不成对他的威胁。萧何在刘邦出征时留守长安，他担心刘邦猜疑他有异志，就采取他人建议，广治田产，刘邦听后，以为萧何贪财不贪权，非常高兴。严助当官后，刘邦问他有什么要求，严助说自己小时候家贫，常被人侮辱，刘邦就对他赏赐丰厚。上行下效，那些地方上的豪宗强族、富商大贾也就凭借其雄厚的财富而支配官府，凭借宗族势力雄霸乡里，号称“武断”。司马迁说那时政策宽松，所以，兼并之家、豪党之徒“武断”乡曲。富者买田，强者夺田，莫不“身宠而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委积”，汇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聚敛兼并狂潮。这一狂潮的恶果就是编户齐民的分化，税民的减少，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破坏，为了遏止这股狂潮，就要动严酷的“手术”，这就不得不依靠酷吏。　　在汉代，最早使用酷吏的是吕后，她用酷吏侯封排斥异己，“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充当爪牙，达到其专权的目的。文帝时为了打击豪强，重用郅都。郅都是山西人，在景帝时已经由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