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以能改变气质为贵.docVIP

读书以能改变气质为贵 从曾国藩每日三省、改过迁善的过程已经可以看出，他所着眼的已经不只是改掉缺点了，他要做到的是整个改变自己的气质。后者比前者深入了一个层次，带有根本改变的性质，无疑要比前者困难得多。因为个人气质得自先天，如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曾国藩为了实现“做天地完人的志愿”，还是发誓加以改变，以抬高精神境界，乃至重塑自我。 曾国藩改变气质的主要方法是读书。他认为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改变气质则是读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读书并非单纯的读书，而是包括“养气”的过程在内了。所以他说： 古时那些精通相术的人，说读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这说得也许有点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读书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有人愚鲁，因读书而明达。为什么读书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气质无不与他所喜欢的书发生联系。也许有的人读了某一本书就会受到影响，也许有的人读了某几本书才会受到影响，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他真正喜欢某一本书，那么他就可能真正喜欢某一类书，并会成为某一类型的人。有的人开始是这一类型的人，但读了另一类型的书以后，他却成了另一类型的人。 曾国藩读书改变气质的过程，综合了儒、道、佛等各家学说，把“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也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也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都在于在大难折磨的时候，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的胸襟，有坦荡荡的意境。这样，身体虽有外感，却一定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佩颜回的淡泊，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如果能大彻大悟，能登临高山，已获已得，就不容易动心了。他说： 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也可以叫做洗涤心灵，退藏到极隐密处，叫极静中的真乐了。我们这些人求静，要区别于禅家的入定那种冥然无觉的旨意，必须使这颗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的气象，这才可以说达到了静极，可以说是“未发之中”和“寂然不动”之体。不然，深深地闭藏、坚决地拒绝外物，使心如死灰，虽然自以为静，而生机或许就要熄灭了。况且这样并不能静，一有什么扰乱，不又幢幢往来了吗？深观道体，阴先于阳，确实啊。 那么怎样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赞叹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两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孟子的“养气说”是人生自我修养方法中最具有特色的学说之一，即所说的“吾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充溢着阳刚性质的“气”，并非源于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体的强壮和权势的显赫虽然也有某种威慑力量，但是如果没有道义作为精神支柱，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妄妇之道罢了，因为它们只能使人口服而无法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阳刚性质源于对自我与天道相统一的体认，源于对自己道义行为的充分肯定。这“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孟子所说的“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品质和人格之美。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为了它而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正如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所说：“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在研读和体验孟子的“浩然之气”的同时，曾国藩对庄子也极感兴趣。他通过书信，与胡林翼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境界，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 因而想到古来的圣哲胸怀极广，可以达到天德的境界，他们的方法约有几种：如笃实恭敬地修养自己而生睿智，这是程子的说法；以至诚之道感应万物，以致于预先知道未来的事物，这是子思的训诫；安贫乐道而使身体滋润、面部荣粹，这是孔、颜、曾、孟的旨意；观照万物，闲适地吟咏，使心意舒适，精神康宁，陶、白、苏、陆的趣味。自恨少壮时不肯努力，老年时常多懊悔和恐惧，对古人的心境不能领会一二。反复寻思，叹谓不止。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最达观的。他虽然家境贫寒，居住在穷闾陋巷里面，在穷困中织屦为生，但不为富贵所打动。相反，他笑辞千金的重利、卿相的尊位，宁可像泥中玩耍的龟一样游戏于社会的底层，而自得其乐。一般人求生恶死，希求长生，庄子却超脱与生死之外，不为生而喜悦，也不为死而伤悲，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而且主张自己死后实行天葬，让自己的尸体作为鸟类、蝼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