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微观结构研究——从系统论角度审视政策效力的制约因素.pdfVIP

系统中政策实施主体、金融中介和微观经济主体三者是一个互相调节 的功能组合整体，因而必须从孤立分析模式转换到结构分析框架，探 寻制约政策效力的主要因素，为整体环境配套建设提供有效的切入 点。 第三章：中国货币政策效力的弱化——微观主体变迁。本章是全 文的重点，分三节进行阐述。从前面章节所形成的认识和逻辑基础出 发，在进入下一步分析之前作了-二个大胆的假设，即我国转型时期的 货币政策之所以出现效力弱化，主要是因为构成货币政策大系统的各 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系统没有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策传导过程中各 个层级之间存在着某种断层或曰不适应状态，以至于政策信号难以按 照政策制定者的期望顺利传递。考虑到政府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大多围 绕企业展开，本章在第一节里重点探讨了企业行为，通过对现实经济 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结构性框架进行评析，从而把企业行为纳入传 导机制，得出相应的结论：由特定的经济体所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制 度安排，是否促成企业的理性化思维与决策。如果企业能够且自发进 行理性分析，则货币政策目标有望实现。第二节对上述理论判断作了 历史性的佐证。就我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而言，按照公认的标准可以 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大一统”为特征的计划管理时期和市场化经 济转轨时期，经济主体在不同时期的行为模式尽管大相径庭，却存在 千丝万缕的传承式联结纽带。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直接控制货币供 给量，经济主体的总体行为特征是缺乏效率的，而这种无效率的根源 又在于当时的政策安排形成并助长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惰性”， 并且进一步演化为行为惯性，使得转轨时期的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呈现 二元化复合结构。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增强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力，就 必须高度关注并着力扭转微观经济主体的二元化行为结构，将其行为 指向转移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规则化路径上来。第三节的出发点在于所 有对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认定都是建立在完备的市场规则之上，所推出 的结论也必然是偏重于政策供给一端。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导向动 员社会金融资源服务于国有经济体系，却不利于政策效力的发挥。在 新的政策措施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必须尊重 经济主体的理性决策，以实际金融决策的行为模式作为理论前提。 第四章：提高政策效力的着眼点—二真实的微观结构。在深入分 析的基础上，再次回到对宏观经济整体的思考，将我国在货币金融方 面的特征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即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特征；金融市 场体系的幼稚、残缺与分割；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管制。从疏导的难 易程度来看，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个因素，即政府的过度管制，但其他 制约因素也不可偏废。为此，本文最后从总体金融结构、银行资产结 构、区域经济金融结构等方面逐一提出改进方案，同时结合企业和居 民对政策效力的具体影响过程，提出配套改革的基本框架，从而完成 对构建新型微观基础、增强政策效力的相关论述。 二、主要贡献与不足 (一)选题具有现实意义。货币政策弱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弱化 原因的探讨涉及多个层面，对政策效力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而货币政 策传导过程中微观主体与政策制定实施者之间的关联方式及其程度， 则常为人所忽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微观经济主体在既 定货币政策下调整自身行为，还是中央银行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均具 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国内关于政策微观基础性结构的专门研究很 少，主要是站在供给的角度论述如何向金融市场输入政策信息。在社 会对货币政策效力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的大背景下，选取更加切合实际 的研究视角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选取微观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反作用 来进行研究，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合理性。 (二)研究角度较新。当前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可谓相当深 入，但大多或者将政策效力弱化纳入实证分析体系，或者着力于进一 步完善市场化政策规则体系，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作为分析重点的则 少之又少。笔者注意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不一定会 配合政策制定与实施者的意愿，由此对政策效力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而当前这方面可资借鉴的相关文献比较缺乏，出于对这一问题的爱好 和兴趣，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并以自身所学知识对其中所揭 示出的微观行为特征进行结构化的思考和探索，进而初步形成了自己 的观念体系。 (三)研究过程注重实用性。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将理论分析与实 务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系统论分析的前提下，大胆引入历史变迁过 程作为自有观点的佐证，同时采用经济波动与政策波动的相互关系加 以深化，使文章所要阐释的观点更加清晰，所研究的问题具有了一定 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文章自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