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与主权决断：“治理性”与“例外状态”的比较论文.docVIP

　　生命政治与主权决断：“治理性”与“例外状态”的比较论文 一、比较的脉络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史密特（Carl Schmit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了出版两本在德国产生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政治神学：主权四说》（Political Theology），以及《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litical）；前者主要在论证主权者的「决断」（decision）是一切司法－政治－规范（权力现象）的前提与终极基础，后者主要在论证政治统一体之间的「敌－友」关系才是“政治的”概念，而且政治统一体的出现也主要是在与敌人的战争状态下，由主权者的决断所加以表征。概要地说来，两本书都在反对自由主义的社会自主性多元论，以及由社会自主性领域而来的各式社会规范对主权者的压缩。两本书都在试图护卫国家主权优于社会领域的终极性。两本书也都把「例外状态」（或者紧急状态、战争状态）当作是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主权者存在的终极正当性来源。而史密特的特别独创之处也在于，他的政治理论突显了对「人生命的安排」不但是主权权力的基础.freelanity）成为计画的对象」，人的社会关系成为「生产与消费的整体」（Strauss,1996; p.91）。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就是从这种保存生命的权利为出发点，随后人权（human right）应运而生，个体权利的要求先于国家，并成为国家的目的，霍布斯因此成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奠基人（Strauss, p.91）。只是后来的自由主义忘记了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是政治的基础，霍布斯之后的自由主义完全朝向发展「以正确适当的方式来丰富个体」，以及「“人类”成为计画的对象」。Leo Strauss的评论也点出了一个史密特（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不同。 在战后的七○年代末期，傅柯关于「生命政治」的主题上，某种程度也就是Leo Strauss所说的，自由主义发展出了一种「以正确适当的方式来丰富个体」，以及「“人类”成为计画的对象」的政治技术。在1975-1976年的法兰西讲座课程《必须保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ége de France 1975-1976）中，傅柯几乎以平行但是反向于史密特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生命进入了政治的「现代性门槛」的政治传统。针对这个主题的考察，傅柯最后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来称呼。尽管傅柯也一如史密特一样以战争为考察的起点，某种程度也是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或者与同样的敌人（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规范）作战，然而傅柯却完全以不同的方式来开展这个问题。同样是起自战争状态的预设，同样是自中世纪末期16-17世纪开始，同样是对霍布斯的解读，同样预设了永久的统治与被统治、永久的战争…但是与史密特相反，生命政治不是来自主权/国家的敌友战争，而是起自国家之内的「种族社会战争」；对傅柯而言，生命之进入政治领域不是来自主权者的决断安排，而是来自知识与权力的调节规范；不是起自17世纪的主权权利的法律－政治论述，而是起自19世纪的生物－种族论述。在傅柯看来，Leo Strauss所谓的「以正确适当的方式来丰富个体」，以及「“人类”成为计画的对象」，这的确不是属于霍布斯的主权决断之法学论述，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它作用在两个层面：一种是规训人之身体的「政治解剖学」（anatomo-politics），另一种则是调解人口现象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 此外，傅柯以他所谓的生命政治来重新思考这个新的政治技术时，他比史密特以及Leo Strauss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更多地看到了西方自17世纪以来，不只是出现了以主权决断来决定「生杀大权」的政治权利理论，而且还出现了人的「生物性生命」进入了历史，他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与权力秩序之中，生命进入了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iques）的领域（Foucault,1980:p.142）。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进入了「生命的现代性门槛」，因为现代人「身为政治性的动物」其意义已经与亚里斯多德的意义不同，因为现代人不只「将自己的生物性生命置入政治策略」而且这种政治还对「他的生命存在进行置疑」（Foucault,1980:p.143）。在傅柯看来，这种生物性与动物性的人命安排，其成为政治的对象完全不同于只是杀生与放生的主权决断作用，它不是一种杀与不杀的权力，它是一种对于人的动物性或生物性生命进行认识、培养与调节的权力。它的逻辑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在傅柯的作品中，关于「生命政治」的相关讨论的至少从《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开始，最集中的表现是在《必须保卫社会》以及《性史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