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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通商与西方诗歌流入 　　摘要：新诗的发生历来被认为是从胡适开始，如果要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一个发生史的研究，胡适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新诗和古典诗歌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诗歌对中国“白话诗”的影响表面化了，而如果对中国新诗的起源进行追溯，这种源头应该是中国语言文字在西方的影响下，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关键词：新诗；发生；胡适；清代；通商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21-01 　　 　　胡适的《尝试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的起点，而胡适的《关不住了》这首译诗，更被一些人定为中国的“新诗成立纪元”。《关不住了》之所以被诗评理论界一些人认定为“新诗成立纪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首译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白话诗”的理论主张，在形式上也和之前的“旧诗”，包括胡适本人所写的一些“白话诗”相区分。 　　 对于《关不住了》，有很多的分析，从形式到文本，从创作背景到节奏韵律的研究。《关不住了》从语言上已经采用了“白话”，形式上也是现代诗歌的模样，从音律上已经打破了“旧诗”的格律限制。胡适在1919年10月发表的《谈新诗》中列举了周作人的《小河》：“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并把当时的“白话诗”说成是“第四次诗体大解放”，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胡适看来当时的“白话诗”脱胎于中国的“旧诗”，是又一次解放运动；第二，当时，在胡适眼中，真正的和“旧诗”或者说“旧诗人”，相区别的“白话诗”或者“白话诗人”还不多。 　　胡适成为中国“白话诗”的发起者不是偶然的，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这种历史背景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用口语书写的“白话文字”；间接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这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实际上严格的说，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按这两种方式划分出来的依据是，根据它们对“白话诗”诞生作用的直接与否。如果按照时间来追溯，中国的“准白话文”诞生的时间可能会更早一些，虽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白话文”。 　　早在唐代中国就有了韩愈等文人扬弃“骈文”的“古文运动”，在社会上也有一些用口语记载的说唱底本，虽然话语和现在有出入，但却是根据当时人们的口语记载的文字。到了宋代，又出现了理学家的“语录”和说书人的“话本”，话本中的小说就多为白话短篇。到了明清，由于白话小说的兴起，“准白话文”更是有燎原之势，《红楼梦》等小说就和文言文有着明显的区别，而是更近似于我们现在的“白话文”。 　　 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这次“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他们认识到了现有语言文字局限性的时候，他们要求对语言文字进行变革，这样的变革是一种主观改变，这种改变到后期对整个中国的语言文字书写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场变革在“五四”时期达到顶峰，但是之前酝酿的过程却很长。最早应该追溯到清末的两次“鸦片战争”，战争让文人更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差距，“自强”也成了当务之急。 　　在语言文字方面有人开始主张学习国外的做法，要“白话”，不要“文言”。这其中就有黄遵宪的“白话”主张。黄遵宪在他的《杂诗》中写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这首诗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格律诗，此诗写于1868年，应当看成中国新诗的主观“滥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还有一大批人主张“崇白话、废文言”，如提出这句话的裘廷梁，还有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始作俑者”陈荣衮。这些人是当时语言文字变革的先驱，当然受到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没有走得更远，而他们口中的“白话”也仅仅是和话本等相近似的比较通俗的“文言文”。黄遵宪等人之所以有对中国语言文字进行改革的主张，是和当时中国的国情分不开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就落入了一个被动的“国际化”进程之中。在这之前，随着清朝“迁海令”、“展海令”、“禁海令”等一系列政令的颁布，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不断波折，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才和中国有了实际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所谓的交流多指的是外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而这一切就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强制贸易以及以通商为主要目的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就有中国诗人对西方诗歌的翻译。 　　所以，如果要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一个发生史的研究，胡适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透过胡适，还有中国语言文字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进步和发展促进了由古典诗歌向新诗的转变。我们现在把胡适的《关不住了》看成是新诗发展的“纪元”应该说还是有些问题的，这一切应该可以追溯到西方对中国进行强制通商的历史时刻。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诗歌对中国“白话诗”的影响被过于表面化了，所以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发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