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只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固定的模式.docVIP

生态博物馆只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固定的模式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与博物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 　　 　　“它只是一种文化工具，不是扶贫的工具” 　　文化月刊：您认为造成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潘守永：我认为造成梭嘎生态博物馆现在的各种窘态，主要是由于这个博物馆承担了太多的职责，它只是一种文化工具，不是扶贫的工具，不是发展的良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当地村民还面临着衣食温饱问题时，对于文化可以带来的种种“好处”，通常简化为“招商引资”或“扶贫助困经费”。这的确是一种尴尬。 　　文化月刊：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试验是失败的吗？ 　　潘守永：某种程度上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试验是失败的。这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1997年设定的建设目标，超过半数没有实现，这可以参照苏东海先生发表在《博物馆沉思》一书中的“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建议书”进行一一对比；二是地方政府和本地民众至今仍然不能清晰认识生态博物馆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历届地方政府也都没有把生态博物馆当作文化的工具，而是看成一个“工程项目”（有批评者甚至说地方政府把它看成向上级争取经费的砝码），这些都违背了生态博物馆的根本宗旨；三是知识精英、一般游客中的绝大多数对这个“中国第一”表示不满，学术上批评的言论也远远多于肯定的意见。 　　文化月刊：那么您的态度是怎样的？ 　　潘守永：我对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持比较肯定的意见。 　　文化月刊：您不认为它已经失败了？ 　　潘守永：梭嘎生态博物馆发展到今天，虽然面对很多困难和挫折，但现在说已经失败了似乎还为时尚早。生态博物馆完全是新生事物，在西方属于后工业时代的文化试验。在我国，人们把它移植到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乡村，如何让它“水土适应”，本来就是一个挑战。短短十几年的探索和发展，各种关系还在磨合期。所以，目前的状况是磨合期的正常状态？还是“死亡前兆”，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观察。 　　文化月刊：我们对生态博物馆的理念理解存在的问题大吗？ 　　潘守永：我们对生态博物馆理念的理解也存在一定问题，在管理、运营模式上存在的问题也导致了今天困境的出现。当地村民文化自觉意识不高，是很多原因造成的，生态博物馆所要求的“村民自治”也不是博物馆自身能发展出来的。 　　文化月刊：您认为如何促使民众自觉地参与文化保护和传承？ 　　潘守永：首先要对他们进行培训教育，二是对他们提供帮助，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生态博物馆带给梭嘎的不是“文化灾难” 　　文化月刊：长角苗意识到自身的贫穷落后，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文化失去了传承主体。建立生态博物馆，要唤起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怎么处理民生问题和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潘守永：民生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不矛盾。假如矛盾的话，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为民生让路。无论民生问题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本上考验的还是人们的眼光和智慧。有一点是肯定的，生态博物馆带给梭嘎的不是“文化灾难”，更不是发展的障碍。在那些没有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村子，文化流失很快或者说已经消失殆尽，但生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一点是根本性的。 　　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寻求在发展和文化保护之间得到一种平衡，或者说寻找一种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观，也许要从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 　　文化月刊：那么如何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当前的现状？ 　　潘守永：我们一时的作为、一时的成就，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视野来看，是非常渺小的。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现在看起来觉得优秀的、珍稀的文化遗产都保存下去，这是有违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所不相适应的东西最终都会消亡。村民是文化的主人，我们认为村民对其文化的发展具有自己决定的权利，政府、专家应该只给村民提供建议，而不是命令。应该保护什么、舍弃什么，这完全是村民自己的权利，我们许多的专家学者强调当地人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实际与村民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相违背的，这也是梭嘎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当地村民对于自己文化发展方向没有控制权。 　　 　　“政府领导，专家指导，社区居民主导” 　　文化月刊：目前国内生态博物馆建设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吗？ 　　潘守永：从世界范围看，生态博物馆只是一种理念，而非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各个生态博物馆都是不同的。生态博物馆概念进入中国十几年，建设了一批生态博物馆，比如广西的1＋10生态博物馆群，云南的生态文化村，贵州的村寨博物馆，他们都是在生态博物馆理念下的不同探索，这里面都取得了不同的经验和教训。有人认为，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比较成功，但我认为，这些说法也同样为时过早。 　　文化月刊：当前，国家又开启了新一轮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您认为要吸取哪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