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及保障农民权益绝非两难.docVIP

城市化及保障农民权益绝非两难2010年下半年里，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的暴力拆迁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在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中，几乎都跟推进城市化相联系 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征地拆迁”和“城市化”的关键字，很容易查看到许多地方政府为推进城市化所进行的宣传，其中有不少类似“做好征地拆迁工作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前提条件”的口号。这就难怪公众把城市化同违背民众意愿甚至是暴力联系起来 此外，撤并村庄、农民集中居住以腾出建设用地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运动，也在各地轰轰烈烈进行，其间出现了不少带有强制性质的负面案例。11月初，有媒体报道了山东、河北、安徽等地为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导致大量农民“被上楼”的案例。这些案例暴露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被利用、曲解，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的问题，在操作中存在违背农民意愿的现象，包括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撤村腾地的原因，也是为了节省出建设用地用于城市化。城市化同损害农民利益再一次联系起来 基于此，舆论似乎在形成这样一个观点：推进城市化就离不开从农民那里拿地，与之伴随的，则是强制和剥夺。这无疑引起了公众对城市化过快推进的担忧，也使政策制定者产生忧虑。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就多次提到，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不顾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和集中土地，防止以各种名义把更多的农村土地征收为国有，成为谋取土地财政的捷径。然而，加快城镇化不但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战略，也是经济增长、人口和资源流动的自发结果。人口的集中、产业的集聚、城镇的扩张，可以带来就业的增加、收入的提高，以及整体福利的改善。于是，上面提到的诸多负面事件凸显出两难抉择：要么牺牲一部分农民的利益换取高速的城市化，要么牺牲城市化的进度换取公民权益的保障。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之后，当地官员更是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与权益保障非对立 事实上，城市化与保障农民权益绝非两难。之所以出现上述两难困境，就在于中国在缺乏农村产权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死守着征地制度，将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与追求财产收益的农民放到了对立面上 要想破解城市化与权益保障的两难，需要做两件事：一是进行自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的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将以“清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为重点的农村产权制度，适时发展为以“有保障的转让权”为重点的，更加完备的产权制度；二是彻底改革征地制度，放弃政府对建设用地的垄断，建立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机制 先来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是中国改革的发源地，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产权改革的核心，是把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剥夺的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部分还给农民，主要是其中的经营使用权。正是这次产权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然而，这次产权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土地转让权。土地承担了为农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功能，而农民则被户籍制度束缚在土地之上，有保障而无法获得高收入 反观城市的产权改革，尽管起步晚，但是却更为彻底。以1987年开始的城市国有土地批租制，以及1998年的房改为契机，城市房地产市场迅速成长，在改变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也为城市化提供了土地和资金的保障。同时，上世纪90年代以股市建立为标志的资本市场改革，则繁荣了资本要素的融通。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居民都能够分享到城市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繁荣带来的财政增值 事实证明，清晰的转让权不仅促使资源进行更高效率的流转，也能使产权所有者更有保障地分享到财富的增长 而农村的土地和房屋，则一直被严格限制交易。农民有权无偿申请和永久使用宅基地，但是不允许卖给城镇居民。而农村“一户一宅”的规定，实际上使得惟一有权使用宅基地的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也丧失了购买他人宅基地的权利。等到人口流动限制逐渐放松，农民可以进城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却并没有缩小。2003年以来，尽管工资差异占城乡人均收入差异的百分比以年均3％的速度下降，但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却以年均13％的速度在扩大。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财产性收益，但是却可以无偿占有，这也造成农村宅基地面积急剧扩张，至2006年底，已达到人均223平方米，超过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近八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 事实上，产权是综合了多种权利的复合体，使用、收益、转让这三种权利赋予权利主体处置财产的自由度依次增强，潜在的经济效益也增强。目前的政策仅允许农户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以获取有限收益。但是，一旦涉及土地用途变化，即土地由农用转为非农用时，却仍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征地制度框架之内。从这一点看，中国农地转用权利并没有完全赋予农民，农民并不享有农地转为非农用途的合法转让权 由于转让权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