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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创作复合式民族性摘要 中国音乐通过继承、创新、吸收和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传统音乐文化。而近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使中国音乐创作经历了西方化――后西方化――复合式的过程，再加之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伴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浪潮，时代又需要中国音乐创作树立自己的民族性，但现在的民族性是一种复合式的民族性，为了树立纯正的民族性，我们必须认识这种现实，这是建立具有纯正民族性音乐创作体系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西方强势文化 音乐创作 民族性 复合式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个民族在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习惯，经过长时间的保持就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它是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源泉。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也就有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音乐亦然。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音乐创作没有像经济发展那样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如今还处在音乐文化的“弱势”地位。在音乐发展的民族性上还处于一种中西复合式的阶段。因此对中国音乐民族性而言，对它的保护、传承、尤其是发展问题，是我们特别关心的。这些对于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审美性，传承中国音乐文化精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使我国民族传统音乐重新焕发活力、与时代发展共同进步成为目前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音乐需要树立自己的民族性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树立我国音乐民族性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说明我国音乐民族性已经从我国的文化土壤中脱离出来，从而有意识地回归我国传统文化。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今谈到“中西关系”问题实际应当放入 “全球化”这个大的前提环境来探讨才科学 从艺术文化视角来审视今天的中国音乐创作成长之路，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我国近代音乐主要是在西方音乐教育模式及方法中形成的作曲知识和能力，其民族性方面带有浓重的中西复合式烙印。正如西方音乐家来我国进行音乐交流合作发出的感慨一样，他们认为交流合作的内容只是西方音乐教育的脉络，中国音乐教育仅仅是对西方音乐教育的翻版。从和声、复调、曲式和配器的“四大件”教学，到基础的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都是对欧洲古典音乐教育的重现，我国音乐教育自已的特色并不存在。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里，作曲家们纷纷学习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尽管在20世纪上叶中国大量音乐界学者就已经认识到“借鉴西方技法，创作民族风格的音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洋为中用”等重要性。当代的中老年音乐家对于民族民间音乐也并非没有研究，但实际上起的作用并不大，由西方专业作曲技术主导的思维方式，在我国的作曲创作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我国音乐创作的这种由历史演变形成的西方思维，在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乃至全球都是普遍的。正因如此，国内学者提出了我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即将西方的音乐理论等改造为与我国民族音乐相容的东西 随着这一建议的提出，我国出现了一批与之相呼应的活动，例如，十二音民族化、和声民族化等集体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都是用西方技法或改造过的西方技法创作自己国家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乐器的选择及其组合方式也都完全参照了西方经验，这一作法最后发展成了共识和默认遵守的信念。因此，这种现象发展至今，虽然处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依旧是第三世界接受西方音乐文化流向，而第三世界很少在音乐文化流向上发生逆流，所以世界音乐呈现出一种“信息不对称”交流现象。在此情形下，我国出现了“新潮音乐”，它的基本方向并没有质变，走的依然是“新音乐”道路，西方强势文化依然是占主导的思维方式，是借鉴西方现代技法而创作的音乐。我国自古以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音乐技术体系，在需要产生类似西方那样的音乐的前提下，成熟的公认合理的、并被普遍采用的“中国作曲体系”后来也没有被创造出来，因此蔡继琨、金湘等人提出了建立“中华乐派”的想法 综上所述，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上基本采用改造西方技术的做法，其结果必将造成具有非中非西或亦中亦西特征的音乐作品。在这种情形下，我国音乐创作深感忧虑，进而提出创建“中国体系”或“中华乐派”的口号，希望以此能够改变我国音乐的状况，探索出我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不同之处。经过这样的发展，在“中国风格的西方音乐”和“借鉴西方技法创作的中国（风格的）音乐”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就需要人们有所甄别的看待，抓住音乐创作的灵魂 二 中国音乐创作的复合式民族性 由于近几个世纪，强势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它民族传统的民族性被打破，其民族性都受到了削弱甚至是清除，这就形成了地球村现象。自19世纪这种全球西方化的情况就已经形成，而我国处在这个地球村的音乐创作人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音乐复合人”，他们创作表达自我思想的音乐，体现出来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