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docVIP

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内容提要：晋武帝立嗣是事关西晋政权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晋辟雍碑》为探究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将碑文与史籍相互比证，可知皇太子司马衷莅临辟雍观礼虽不合古制，但此举却是晋武帝提升太子在士林声誉的重要措施。陪同太子辟雍观礼的贾充、司马攸、杨珧分别代表着功臣、宗室、外戚三派政治力量，是咸宁二年后晋武帝对西晋政局改组后的集体亮相。晋武帝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确保太子司马衷顺利继位而展开的。? 关键词： 晋辟雍碑 立嗣 晋武帝 皇太子? 中图分类号: 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5 ??? 晋武帝立嗣是关系到西晋存亡的重大问题，近年学界已有不少专文讨论 仅笔者所见，直接讨论晋武帝立嗣问题的论文有王永平《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鲁力《晋武帝立嗣问题考辨》（《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韩立坚《晋武帝立储》（《文史天地》2006年第10期）、韩树峰《晋武帝立储与西晋政治斗争》（《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第6期）等人的文章。其他，如刘驰《晋武帝白痴辨》（载《六朝士族探析》，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6年）、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等文也与此论题相关。。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析这一问题，力图把研究引向深入。但美中不足的是，目前研究依据的材料大体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讨论的深化。因此，发掘新材料成为突破的新方向。1931年夏，河南洛阳出土了《晋辟雍碑》，是年底余嘉锡、顾廷龙二先生分别著文对该碑做了考释。余嘉锡先生《晋辟雍碑考证》一文尤为精湛，至今仍未见有超越之作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128页；顾廷龙：《〈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跋》，《燕京大学学报》第10期，1931年12月。。不过，余先生重在基本文献史事的考证，并未对立碑原因等问题作出解释，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在释读《辟雍碑》的基础上，围绕着晋武帝立嗣的问题做一考析。? 一? 《晋辟雍碑》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立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十月廿日，为颂扬晋武帝司马炎、皇太子司马衷（晋惠帝）莅临辟雍尊礼重学而建。辟雍本是天子讲礼乐宣德化的处所汉代天子于辟雍行大射、养老之礼与晋武帝时期行大射、乡饮酒、乡射之礼不同。晋代辟雍渐失古制。。如《白虎通#8226;辟雍》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1］(P259)东汉以来，明帝、和帝等都曾在辟雍行大射之礼，如范晔《后汉书#8226;显宗孝明帝纪》载：“（永平二年）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2］(P102)。又《孝殇和帝纪》曰：“（永元十四年）三月戊辰，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2］(P189)。而《三国志#8226;三少帝纪》也称高贵乡公于甘露二年(257)会群臣辟雍赋诗［3］ (P139)，但无皇太子在辟雍行礼的记载。由是可知，作为储君在辟雍行礼不合古制。余嘉锡先生指出：“或谓古惟天子临雍讲学，太子则释奠而已，何以有莅雍之事？然陈徐陵亦有皇太子临辟雍颂，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则固不得以疑此碑也。”［4］ (P128)。有人以皇太子礼应释奠而非临雍质疑该碑的真实性，余先生故举陈徐陵有《皇太子临辟雍颂》作旁证反驳。《辟雍碑》的真实性显然不容怀疑，但用陈太建十一年（579）的徐陵文来解释晋太子莅临辟雍（278）的合理性，说服力仍略嫌薄弱。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碑文的内容去探究皇太子临雍的原委。? 碑文的主体记载了国君、储君共五次莅临辟雍的经过，但重心却在储君。文中极力称颂储君之德：“皇太子圣德光茂，敦悦坟素，斟酌道德之原，探赜仁义之薮，游心远览，研精好古，务崇国典，以协时雍。”［5］ (P270)。由于辟雍是朝廷崇礼重教的场所，臣子们自然不遗余力地歌颂太子博学重儒。尤须注意的是，文末之颂是全碑宗旨所在，但却对武帝临雍之事轻描淡写，几乎全是太子的颂歌：“铄哉皇代，时惟大晋。龙飞革命，天应人顺。敷演彝伦，亮采贤俊。神化罔极，风翔雨润。明明太子，玄览惟聪，游心六艺，再临辟雍。”［5］ (P270)。对此，余嘉锡先生解释说：“盖碑立于咸宁四年，实专为太子莅雍而作”，“而于武帝，惟言其应天顺人，敷演彝伦而已，略不及泰始间飨射之事。其额兼题皇帝三临辟雍，序亦缕及之者，特以著其缘起耳。”［4］ (P136)。余先生的分析入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