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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视域下非犯罪化问题探究[摘要]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之一，非犯罪化体现的正是刑事政策宽缓的一面。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基础，并以其独特的特点在当代宽严并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非犯罪化；刑事政策；宽缓 刑事政策渗透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刑事执法的整个法的运转过程，以其独特的灵活性，密切体察犯罪的变化，形成一种不同于规范刑法的斗争策略。其以独特的强烈的批判精神推动了刑法改革，并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运动规律 人类向文明发展，刑事政策总体趋于缓和，但这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直线运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状况下也会出现反复，甚至呈现双向性的缓和与严厉并存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世界各国面对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洗钱等日益严重的跨国及其它犯罪，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入罪”、刑事司法上“从重”，刑事执行上更多更长地适用监禁。一方面又从特别预防和谦抑主义出发，对轻微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偶犯、初犯、过失犯等采取了宽松的刑事政策。刑事立法上“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行上“非机构化、非监禁化” 刑事政策的定罪领域，解决的是“出罪、入罪”的问题。这是对刑法涉入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犯罪圈应当扩张或紧缩的一种思考。犯罪圈之内是人们行动的禁区，而之外则是人们自由活动的王国。虽然也要受到民事、行政等多种法律的规治，但无须再惧怕刑罚的严厉。因此，就其最根本而言，犯罪圈的扩张与紧缩体现的正是“自由与秩序”，“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斗争与协调。而“非犯罪化”，作为刑事政策宽缓方向的一个发展，更多关注的正是个体的尊严、自由和权利。它代表着犯罪圈的紧缩，刑法规治的受限，国家权力的让步和个体人权的伸张。作为一种运动，也作为一种思潮，非犯罪化不仅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也因其符合了刑法文明发展的方向，必将是一个长远的趋势 一、非犯罪化运动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过度犯罪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引用日本学者大谷实的界定即为，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停止对其处罚。其包括变更从来都是作为犯罪科处刑罚的现状，而代之以罚款等行政措施加以处罚的情况。这是对“非犯罪化”广义的诠释，也正是本文所采用的概念 非犯罪化运动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7年英国下议院通过的同性恋及卖淫委员会的沃尔芬登报告是这场运动的+导火线，并由此影响了一系列包括美国及欧洲国家在内的非犯罪化运动。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不同形式和特点的非犯罪化实践。“在价值观的多元化的宽容社会理念的背景之下，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犯罪，如同性恋、近亲相奸之类并不存在具体值得保护的法益，是为了保护宗教乃至特定的道德观的“无被害人犯罪(victimlesscrime)”，应当将其从刑法中加以删除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现实。”非犯罪化运动虽最初发难于“无被害人”领域，但之后又延伸到了轻微犯罪等其它领域，并涉及立法和司法、实体和程序等多个层面。“非犯罪化进入了刑法的中心领域并引起了显著的变化” 但是这种轻缓型的刑事政策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遭到了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的强有力挑战。西方国家只好对原有刑事政策做出调整，即将上述轻缓型的刑事政策调整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的刑事政策，“轻轻”就是对轻微犯罪。处罚更轻，包括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司法化；“重重”就是对严重的犯罪，处罚较以往更重。也即我们在上文提到宽严并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但从长远看，非犯罪化顺应了刑事政策趋于缓和的运动规律，虽屡经挫折，却是一个长久的趋势。其与非刑罚化已并列成为当今世界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 二、非犯罪化的现实和理论根基 (一)非犯罪化背后的权力重塑 18世纪，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按照理想中的“法治国”模式和罪刑法定原则构建法律制度，竭力把一些轻微违法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刑罚权力涉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直接面对国家，并期待国家权力的卫护 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同时，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不断受到冲击，个人主义思想迅速蔓延，犯罪的形式和种类以及数量都急剧增长。西方国家采取的严刑竣法，扩大刑法干涉面的措施并未有效抑止犯罪，犯罪态势反而愈演愈烈。人们一方面开始怀疑政府权威和法律的有效性，要求其退出伤害个体权利和尊严的领域；一方面又期望国家在维护公共秩序之外，能在公民福利方面多有举措 在这种境况下，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与此同时，社会权力作为一种力量在西方社会不断崛起并成熟起来，从而为国家权力的下放提供了契机。“一方面，国家有意识地利用、借助、发动社会力量反对、控制、预防刑事犯罪。国家权力的注意力日益集中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