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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认识[摘要]近年来，随着余祥林、赵作海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刑讯逼供更是被置于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在总结导致错杀和可能错杀的案件时发现其中多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将刑讯逼供列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主要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该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应对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09-036-01 　　 　　一、刑讯逼供之司法界定 　　 　　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了的刑讯逼供行为。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对于什么是刑讯逼供却没有明确规定。确定刑讯逼供的内涵和外延是研究刑讯逼供的逻辑起点。目前，对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学界一致认为关键是对刑讯逼供行为主体、内容、对象等的确定。 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刑讯逼供具有如下特点： 　　(1)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由司法工作人员构成。(2)对象具有特定性，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前者是因涉嫌犯罪而被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人，后者是指被指控有罪而在起诉、审判过程中接受审查审问的人。(3)行为具有多样性，但都体现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通说认为，我国的刑讯逼供行为并不包含精神折磨，虽然这一点上没有与国际接轨，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一方面，精神折磨难以认定；其次，从目前司法实践看，几乎不存在单纯的精神折磨式的刑讯逼供。(4)发生阶段的特定性，即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但是由于对象的特定性，刑讯逼供只能发生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阶段。 综上可见，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负有侦查、起诉、审判职责的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等方法逼取其供述的行为。 　二、刑讯逼供之司法原因 　　 　　其一，与我国过分倚重口供的办案模式相关。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再加上目前我国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其二，考评指标的影响。实践中，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追求办案数量和效率，司法机关往往直接或变相地规定了“办案指标”和立案数。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工作人员要么变相羁押、要么采取刑讯逼供等使犯罪嫌疑人就范。其三，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执行不力，许多规定流于形式。其四，缺乏相关的制度，尤其是证据制度的支撑。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四是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其五，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素质存在欠缺。一是自身思想素质不高，依法办案观念不强，缺乏保护人权的自觉行为；二是自身业务素质不强，搜集固定证据并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能力不足。 　三、刑讯逼供之司法应对 　　 　　要做到有效地杜绝和防范刑讯逼供，最根本的是应当在全面提高对刑讯逼供认识的基础上，针对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在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和监督之下，坚决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做到标本兼治。 (1)转变思想观念。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及应用都以实现一定的法律价值为基本点和归宿。在现代刑诉实践的过程中，自由与安全是两种基本的价值内容，但一定的法律设施和法律资源在特定情况下只能有效地满足某一价值，由此便形成了价值冲突。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以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为目标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建立，是对历史上司法理念的一种根本变革。 (2)加大司法投入，提高侦查水平。物质的充分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是用较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一方面，应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另一方面，提高侦查机关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逼供的情况。 (3)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从立法上完善相关规定：确立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沉默权；彻底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进一步具体明确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侦查讯问的监督措施；按照强化弱者之原则，充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权，以有力地对抗侦查机关的侦查权特别是讯问权的滥用。在工作机制建立上，具体包括如下： 　　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的制度。实行侦查权与关押权分离，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侦查机关所控制的设想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制度设计。实行侦、押分离，侦查权仍由侦查机关行使，而关押权由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