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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及妇科恶性肿瘤发生关系探究【关键词】 心理因素；妇科；恶性肿瘤 长期以来，肿瘤是人们力图攻克的难关，随着对肿瘤的不断深入研究，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中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己有不少研究和报道证实了癌症发病与心理因素有密切关系。现综述如下 1 心理因素与妇科恶性肿瘤发生的关系研究 早在16世纪初，英国医生Gendron就强调生活上的挫折可以影响肿瘤的发病。社会心理因素是包括生活事件、应对方式、认知因素、社会支持、心身反应、个性特点、生活习惯及环境因素等其他有关生物学因素的集合。任何一环节发生改变，都可影响疾病的产生，尤其是恶性肿瘤的发生 生活事件指人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大致包括人际关系、工作、学习方面的问题，婚姻、家庭、子女方面的问题，意外情况等。按性质可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类。它是造成心理应激并可能是损害个体健康的主要应激源，文献报道癌症发生与生活事件有关。陈远玲等[1]对95例恶性肿瘤患者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测量，结果发现82.1%恶性肿瘤患者病前有负性生活事件，即以家庭成员死亡或重病、家庭经济困难、夫妻两地分居、人际关系紧张、抑郁情绪、住房紧张、子女升学或就业困难、社会支持缺乏等为主要因素或事件，对照组为67.3%，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国内王如跃等[2]运用临床心理评定量表：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scale，SDS）,对香港地区妇科肿瘤患者进行了病前调查和病后调查，分析60例香港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病前遭遇的生活事件和病后抑郁程度的资料，并与同地区的60例妇科良性肿瘤患者和60例无任何肿瘤者相比较。病前调查结果表明：在发病前3个月至1年内，妇科恶性肿瘤组、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无任何肿瘤者)相比较，其生活事件总频数，尤其是负性事件频数、精神紧张总值及负性精神紧张值均显著升高(P0.01)。妇科恶性肿瘤组患者病后抑郁程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及良性肿瘤组(P0.01)。在60例恶性肿瘤患者中，有抑郁反应的患者共42例，占70%。本研究结果表明，妇科恶性肿瘤组病前遭遇负性生活事件频数为8.82±1.76，良性肿瘤组的负性生活事件频数为3.66±1.98，两组均较正常组增高，而妇科恶性肿瘤患者遭遇的次数更多；在正性事件发生的频率上三组均无明显差异，这表明恶性肿瘤患者遭遇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这与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个结果也提示遭遇到更多的不良生活事件，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应激因素影响着人体发病。急性应激可通过激活不同的生理应激系统来改变免疫系统的某些功能，而慢性应激己被证明有抑制免疫功能的作用。说明负性生活事件与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 另外，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缺乏社会支持，应对事物方式较消积，这就加重了情绪反应的作用，降低了心理应激的耐受力和缓冲应激反应的能力，继而易形成恶性循环，对妇科恶性肿瘤发生起推动作用。Costanzo等[3]通过对61名卵巢癌患者完成了社会支持、不良情绪及手术前的生活质量的评估并提取外周血及腹水检测其中IL-6的水平发现，社会支持好的患者IL-6水平较支持不良者升高，而IL-6可能是影响卵巢癌患者生存质量的独立因素 2 心理因素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影响 心理应激过程中，中枢和外周应激系统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免疫系统的变化。实验证实，免疫和炎症反应的确受到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在急性反应期，细胞和体液免疫都出现明显的反应，最明显的例子是各炎症细胞的聚集、增多，包括外周血的NK细胞、粒细胞和其他淋巴细胞，同时还有免疫介质的改变，如IL-1，IL-6，TNF等。这些心理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体的呢？ 传统理论认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是心理应激引起免疫抑制作用的机制，而糖皮质激素则是其免疫抑制作用的重要调节介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还发现这个作用还涉及交感神经系统、各种及类物质及细胞因子的活性，其中以交感神经研究最多 也有研究认为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间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双向反馈调节的网络。许多研究表明心理应激能下调各部分的细胞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的作用是通过神经细胞、内分泌器官、免疫细胞分泌的化学递质起作用。心理应激能破坏这些网络。机体的主要的肿瘤防御系统是免疫系统，其各组成部分在防御肿瘤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细胞毒T淋巴细胞（CTL）是肿瘤防御中最重要的部分，自然杀伤细胞（NK）能非特异地杀伤肿瘤细胞，在肿瘤的防御中与CTL互相补充。IL-2是Th1细胞产生的一种重要免疫调节因子,外周血血清中IL-2由T淋巴细胞和NK细胞产生，在机体的免疫应答中起重要作用，具有促进T细胞增殖,诱生LAK细胞,促进